甫跃辉: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写小说了
来源:小说选刊(微信公众号)  | 时间:2018年06月28日
文/甫跃辉 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写小说了。从大三开始写作,至今十多个年头了,我应该能把“小说”这活儿做得很熟练了才是,怎么最近一两年,反倒觉得写作越来越不顺畅了?再一想,似乎不是这一两年的事,而是从来就没有过很顺畅的时候。总是这样,某个阶段写下的一篇两篇很顺畅了,到第三篇第四篇,那种生涩的感觉又回来了,感觉自己写下的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是枯索的,缺乏生机的。勉力写完,回头看看,整篇小说犹如堆满了词语的残躯断肢,几乎连修改的可能性都没有。 这样的阶段持续久了,不免有些焦虑,怎么办呢?实在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多看看书,或者到处走走,看天看山看水,等待这阶段过去。某一天回到书桌前,有可能又顺畅起来了,也有可能仍然卡在那儿。 我发现,解决这类“写作瓶颈”的一大法宝是,让笔下的人物回到那些我最为熟稔的场域——云南的大山大河、风雨草木、岁月流转中去。原本枯索的文字,这时候便会润泽起来。 ——矛盾的是,我又不愿意在小说里认定(或者命名)一个地方,然后把所有故事往里塞。鲁迅、福克纳、莫言等等我尊敬和喜欢的作家已经这么做过了,于他们来说是创新,我再这么做,就成邯郸学步了——我得找到新的构筑文字世界的方式,虽然现在也没找到。但我在写作时,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想着一个地方,写到乡村,其实就是云南;写到城市,其实就是上海。只是很多时候,我故意语焉不详罢了。 《夜眼》这个小说,正是在我经历了一段写作焦虑期后的产物。起因正如小说开头所说,我到东阿阿胶参观,看到很多健壮高大的黑驴,不禁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儿来。我小时候是很少见到驴的,马倒是经常见到,确实有那么一匹白马,由一位老人骑着,每逢街子天便到我家里来。我也确实骑过那匹白马。好多年里,我一直记得,自己在骑那匹白马时,白马忽然人立起来,将我摔下马背后,我后脑勺便命定了将永远地留下一个伤疤。时至今日,我在写作时,常常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一摸这伤疤。 可是几年前的一天,和我妈闲聊,我妈说到我小时候很调皮,把椅子当马骑,一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下,直摔下了石阶,后脑勺摔破了直流血。我很恍惚,仿佛记起来了,后脑勺的伤疤确实是这么来的。那白马呢?白马怎么回事?我怎么一直记得是骑白马摔下后留的伤疤? 小说里的虚构,是写作者主动为之;记忆里的虚构,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完成了的。 从去年开始,我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写个专栏,取名“云边路”,顾名思义,是写的云南往事。在此之前,我几乎没写过散文。不虚构了,全按着事实来写了,倒也并没什么不适应。可是它们真的全是事实吗?有时我也很怀疑。时间这伟大的小说家,或许已经为我在记忆中虚构了一个自己。 这些短则两千,长则四千的散文,写起来倒是都很顺畅。这是因为它们所关涉的,是故乡的那片天地吧。 我曾经在201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后记里说,不想太快地限制自己去写某个地方或保持某种风格,宁愿多多尝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五年过去了,我尝试过不少写作方式——当然,别人若是看了,未必会这么觉得。但我越来越明白,不管我再尝试些什么,故土云南,注定会成为让我的文字顺畅润泽起来的想象之地。故土从一片空白里“虚构”出我,终有一天,我也会用文字“虚构”出一片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