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媛:异质与创作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8年07月15日
文/祁媛 凡能引人好奇的,里面一般都有从未被关注过的东西,至少对我是这样。而老生常谈,再高大上,也不会进入我写作和阅读的视野,我想这应该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习惯吧。 我曾写过我的身边都是默尔索,是对加缪的《局外人》的读后感,那里面的主人公默索尔,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这本书是上世纪50年代写的,对当时的法国是不是陌生,我不知道,但对今天的我来说,他不是一个陌生人,这样的人很多,尤其是当下。可是为什么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注意呢?我想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文学的语言,还有这样一个人物的陌生感在当时是很新鲜的,这个陌生就是文学异质的真正核心。文学性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陌生的人物,陌生的感觉,或者是陌生的审美。我想文学的异质,就算是能够创作出陌生美学的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也是不能解释这些的。我们只能就作品谈作品。 为什么提出异质?我联想到美术史,从美术史来讲,它之所以能形成一个个流派,一个个历史,之所以能留存下来,肯定是因为跟上一个流派不同,跟以前不同,也就是当时来讲,它有异质的东西存在,才有资格留下来,然后形成了艺术史或文学史。我们身为中国人,当代人,肯定会继承前人的东西,继承就是继承,它不是终结,只有当你把继承的东西当作创作的素材的时候,才是真正创作的开始。 现在各种媒体和网络如同轰炸机,很多信息你不想看也会看到,从某方面来说,我们肯定面临着怎样面对传统的问题。如果你真能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甚至不同的美学,就一定要和流行样式作对,要跟大家都认同都熟悉都有意无意接受的东西对着干,然后才可能有自己的风格。异质里面的具体内涵,我想总结为八个字:“多元互动,和而不同。”就是说不同的艺术风格都要存在,不要不共戴天,要彼此影响,互相促进。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但在现实里几乎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会这样?这跟我们身处的环境有关,我们潜移默化地被单一的流行的思想所影响,所以一般意义上提到的“不同”是不够的,这个不同绝对不是表面的不同,它是有深刻内涵的不同。这个深刻内涵包括美学观:你认为这是美的,我认为不美,你认为这个人特别好看,我认为不好看,我不是为了跟你不同而这样说的,我就是这样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偏爱,哪怕是偏见。你如果认为自己在什么观点上和别人有所不同,那就应该去强化它,发展它。 从“异质”所谈到的不同,往大了说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它们会决定你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会决定看世界的眼光。比如说,有个人是唯美派的,对这个世界别的东西不报希望,也没有兴趣,但是非常注意自己的生活品质,他觉得这辈子不能白活,所以要穿得好,玩得好,吃得好,结交好朋友,享受好的艺术,从某方面讲,你可以说是因为他对世界有着深刻的绝望,而对自己的一生又心有不甘,所以要好好享受。《金瓶梅》和《红楼梦》里描写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虽然过着精致奢靡的生活,但其实骨子里都是悲观绝望的。作者越是把这些主人公的世俗生活写得淋漓尽致,就越显出作者的颓废和绝望。《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所有的富贵繁华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但就算是场梦,也应该认认真真做完,这应该是我们对待艺术的态度,艺术是一场虚幻,但越是虚幻,我们越是要把这个梦竭尽全力地做好。还有一种人特别入世,一心想要干一番大事业,想要在社会上伸张正义,他会觉得这个世界经过他的努力终究会进步,因此他不会感到绝望,这种人生观也会影响他写作的内容和风格,他可能比较喜欢雄武的、有力的、雄辩的东西,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猜测。所以可以从这方面分析,我们在文学作品里看到的世界观是都不同,还是都差不多,如果都差不多,怎么能说是不同的艺术呢?那只能说是相似的作品。 再看看加缪的《局外人》,主人公默索尔去参加母亲的葬礼,显得心不在焉,毫不悲痛,甚至是冷漠的、无聊的,也就是常说的“无感”。我认为这篇小说是在向传统观念挑战,一个儿子怎么可以对母亲这么无情?但是我相信,在现实生活里这样的人一直都在,只是以前的文学作品里,艺术家自己也有一个所谓的道德标准,他觉得文学里不应该表现这种人这种事,但这不代表这种人以前不存在。所以我不觉得默索尔是当代人,他是有人以来就有的人,只不过每个时代的道德偏向性和价值的取向性使作者进行了自己的筛选。加缪在上世纪50年代以他艺术家的敏感选择了默索尔,塑造了一个跟以前小说人物都不一样的形象,这给人一种错觉,以为默索尔是当代才有的人物。其实,默索尔是一个永恒的人物,所以我读《局外人》时,一点也不觉得默索尔陌生。 曾经有一个人问我,写小说应该如何塑造人物,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能力去塑造,我只是试图去发现人物的新特点,我相信每个时代的人物都必然有自己的特点,但那些人物常常被忽略、被埋没了,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把他们一个个地挖出来,拂去他们身上的尘土,推到时代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