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夫:乡野是我们所有人的郡望之地
来源:北京青年报 | 时间:2018年09月04日
文/木子吉 答题者:赵本夫 提问者:木子吉 时间:2018年8月 简历 赵本夫,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主席团委员,原江苏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大型文学双月刊《钟山》杂志主编,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至今已发表出版小说近500万字,并先后获得过各种奖励。根据其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天下无贼》囊括了众多华语电影奖项。 1您在七十岁写作出版长篇小说《天漏邑》,从酝酿到成书,前后历经十年。这个书名有什么含义,创作缘起是什么? 《天漏邑》是一部现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寓言式作品,内容的丰厚已经超出我的预设。在新书发布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词说,这本书“是对人类文明和自然文明的终极叩问”。天漏邑是藏在深山里的一个古村,也是远古一个部落小国舒鸠国(这个小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都城遗址。这个小国就在现在的徐州(古彭城)附近,后来被徐国灭掉。因为这里自然条件非常险恶,常有雷电突袭,每年都会劈死、劈残不少人。徐国就把一些罪犯流放到这里,让他们接受上天的惩罚。后来各地一些自认为有罪的人,也相继来到这里定居,接受上天的安排,在雷电中决定生死。天漏邑的居民多是这些罪人的后代。在中国历史上,“桃花源”是个唯美的地方,而“天漏邑”却是一个罪恶的渊薮。在三千多年历史上,这个古村光被雷电击死的就有近两万人。但这个看起来不宜人居的古村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繁衍成一个数千人的村落古镇,一直生机勃勃存活到现在。 中国有很多古村古镇存在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了,比任何一个朝代存在的时间都长。它们生存的奥秘是什么?在这部书里,我试图探索它们的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探索“原罪”意识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西方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在上帝面前只有忏悔的份儿。但在中国不是。虽然古代有圣人之言“吾日三省吾身”,更有从禹汤到历朝历代天子的“罪己诏”之类,但多是为拯救危局而临时抱佛脚,并没有多少真诚可言,并没有真正接受教训,所以才会有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后人而复哀后人”之叹。庙堂如此,民间也是如此。中国人是泛神论者,什么都拜,上至玉皇,下至灶君,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奉为神明的偶像。但中国人拜佛拜神拜鬼,往往有所求的,求官求财求平安求子求福求母猪多下几个崽——我给你上香上供,你得帮我忙。哪怕干了杀人放火的勾当,哪怕贪污了几个亿,你也得保佑我平安无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忏悔。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是,一旦出什么事就抱怨,怨天怨地怨别人,很少有人反躬自问。比如看到街头暴徒行凶,只是围观,有时并没人出手相救。媒体曝光后,都很愤慨。但如果自己在场,敢不敢上前制止?这实际上是一个健全文化的缺失。这个缺失就是“漏”。天有漏,地有漏,人也有漏。而这种漏是常态。于是我们看到,历史、社会、人生、人性都是不完美的。 2您在长期以来的创作中是否遇到过瓶颈的时候? 创作的瓶颈肯定是有的,但好在比较少,原因是我一直注重积累,心态比较从容。我三十三岁才发表处女作,在同年龄段的作家中算很晚了。在那之前,极左思想盛行,我一直在读书、观察、思考、等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我才动笔,并以处女作《卖驴》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么多年,我仍然一直注重积累,也不写那么多,保持厚积薄发的状态,就不会有太多瓶颈。入不敷出,必然捉襟见肘。 3您的作品中既有历史演变的写实又有种种自然异象的诡谲,这是您的写作风格吗?您写作的灵感通常来源于什么? 是的。我的人生阅历是丰厚的,但你仍然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事,想象力就成为一个作家特别重要的素质。我从小喜欢天马行空,年龄渐长,依然保持着好奇心,对社会,对历史,对大自然。 灵感是需要本钱的,如果没有丰厚的积累,没有奇特的想象力,作品就很难出彩。我作品中很多细节和语言,都不是预设的,写到那里就自己跳出来了。我写作也从没有提纲,喜欢即兴发挥。长篇也是如此。预设或者叫构思,只是在大体方向上。但即便是有了一个大方向,写起来也有“跑偏”的时候。那没办法,只好跟着走。世上有太多的神秘、神奇,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好的作品,不是把它写得清楚明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把它写得混沌,让人可以产生多种解读,引发更多的思考。因为混沌,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4您的很多作品都取材自徐州,笔力深厚、语言豪迈,这是否来自故乡对您的影响? 我的家乡徐州,连通中原,既是黄泛区,又是从古至今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战国,到楚汉相争,到三国鼎立,到近代的台儿庄大战,到淮海战役,很多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这里几乎每个家庭的男人都被卷入过战争,大局的成败,也由此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死存亡,所以徐州人自古关心天下事。是历史,造就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思维定势。 徐州有一部悲壮的历史。有一种说法认为,包括刘邦在内,徐州籍的开国皇帝就有十多位。而每个造反、起义者的身后,都跟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是农民起义造成了社会的动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说这话的人,当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研究历史,应当从人间出发,而不应从概念出发。当一个人生不如死的时候,除了揭竿而起,就是忍受。他们勇敢地选择了前者,只是为了改变一点什么。也许他们最终什么也没有改变,反而把命都搭上了。但这种奋起抗争的选择,不应当受到指责和蔑视。可以说,在徐州随便什么地方抓一把土,都渗透了血迹。三尺厚的黄沙下,埋藏着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耳濡目染,这里铸造了我的灵魂,也铸造了我的作品风格。我希望写出豪放、不羁、坚韧、厚重而又满怀悲悯的作品。这些也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 (问:您童年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我童年生活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贫穷。贫穷会产生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有人上吊自杀。记忆中,最恐怖的场景就是乡下的“喊魂”。一个男人或女人上吊死了,被人从绳上卸下来放到地上,然后由两个大嗓门的男人爬上屋顶,一边敲锣或敲簸箕,一边轮流向远处呼唤:“xxx,回来喽——!”“xxx,你不要走哇——!”声音悠长而凄厉。那时,屋子周围站满了人,鸦雀无声,都在等待死者灵魂回归。有的人居然真的又活过来了。但大多还是死了。 那个年代还没有机井,没有农药,没有电,有人活不下去了,往往选择上吊,而且多在黄昏后。这村那村,时不时就会突然有喊魂的声音传来。我有时会随大人去看,依在父亲或母亲怀里,一边静静地听,一边流眼泪,恐惧而又悲伤。我自己的家族中,二爷、一个姑妈和我大姐,都是这么离开人世的。 5您年轻时曾回乡务农,从处女作《卖驴》到《无土时代》都有很浓的留恋农耕、渴望原生态的气息,中国农民的什么特质最吸引您? 我的确依然留恋乡村,至今,我在城乡的生活基本各占一半。不仅因为那里空气好,主要人是松弛的,自由的。城市的污染、竞争、倾轧、冷漠,很难让我融入。所以我在南京一直选择住在城郊,窗外就是大片绿色的旷野和山影,小鸟成群结队,经常落在窗台往我书房探头探脑。我曾写过一首小诗挂在书房:“雪融山野岚如带,鹊衔早春歇棂台。叩问先生可为邻,笑指楼前有老槐。”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哪天在城市不开心了,从住处一步就可以踏入清净的荒野。十多年前,我确曾一个人去西部流浪五个多月,不找朋友接送,不去旅游景点,就在山区、沙漠、乡野,拉着行李箱到处晃荡,几个月不刮胡须,形同野人,快活极了。 我出生在农村,在县城高中毕业后,成为老三届回乡知青。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作后,又在农村工作队干过六年,真切看到农村的贫困和无奈,看到农民身上闪光的品质,也看到他们的缺点。农民最大的特质就是对苦难的承受力。一个社会,如果连农民也承受不了时,这个社会就要崩塌了。农民虽然贫苦,却是一个最能担当的群体。 近代史以来,农民支撑了战争的胜利。不仅参战牺牲的多是农民,做后勤保障的也是农民。陈毅在回顾淮海战役时就说,战争的胜利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农民支撑了三年困难时期。记得我那时十多岁,一连八个多月没吃过一粒粮,就靠野菜、树皮、树叶活下来,人瘦得皮包骨,走路直打晃。1961年,我就是这样摇摇晃晃走了十几里路走进考场,考上了丰县一中的。几十年后,我有一次去连云港,朋友带我去参观海堤上的一片槐树林,当时正是几十里槐花盛开的时节,壮观极了。我看着无边无际盛开的槐花,一时呆住了,喃喃说道:“如果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些槐花能救多少人命啊!”但这就是我看到槐花的第一反应。朋友笑我煞风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后来我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散文《又见槐树林》。 中国农民从来不曾风光过,但他们一直像大地一样,默默托举着这个国家。其实,追根寻源,包括城市人在内,我们的祖先都是来自大地、来自乡村。因为人类历史上,最早是没有城市的。我在长篇小说《无土时代》的扉页上,有一个题记:“花盆是城里人关于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请记住吧,乡野是我们所有人的郡望之地! 6如果给您近40年来的创作划分阶段,您会怎么划分? 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1年到1985年。这期间的作品主要反映农民的疾苦和追求,同时探索国民性。比如处女作《卖驴》以及后来的《“狐仙”择偶记》《寨堡》《绝药》《绝唱》等。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6年至今。这期间有了很大的转变,主要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生命状态、社会和人性的残缺等,如《天下无贼》《斩首》《逃兵曹子乐》《鞋匠与市长》《那——原始的音符》《涸辙》《营生》《仇恨的魅力》,以及长篇小说中的“地母”三部曲、《天漏邑》等。作品内涵有了更多形而上的东西。 7您的短篇小说《天下无贼》被改编成电影,长篇《刀客与女人》改编成电视剧《走出蓝水河》,您怎么看待当下文学作品改编影视热的现象? 由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国内外都很普遍。有些世界名著甚至被多次改编成不同版本的影视作品,例子太多。应当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些年,中国影视业发展迅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来自文学的滋养和支撑,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文学作品,是经作家沉淀构思多年才诞生的,故事、人物、立意都比较成熟,为其搬上银幕、荧屏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基础。现在有些影视剧,仅靠几个人关进宾馆,搬几箱啤酒彻夜侃大山,如此凑出来的剧本多半靠不住。这样的剧本更多注重所谓影视元素,设置悬念,硬加卖点,却常常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也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正有所为的影视制作公司,当然要考虑市场盈利,但更应看重能否拍出一些传世经典。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和雄心: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后再看,还是好作品。 8您在作协任职多年,您认为年轻一代的作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我在江苏省作协当领导多年,从来不干涉青年作家的创作。文学创作是一个孤独的事业。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有很多朋友,但在文学创作上却不能和人携手同行。不论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都不要参与集体狂欢。你就是你自己。 9不用电脑、不会打字,微信也只是建立简单的联系功能,您是刻意与电子时代保持距离吗?您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哪些? 我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简单化,不要被太多繁杂的东西占用我的时间和精力。休息时间,宁愿临窗枯坐。我并没有脱离社会,如今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我更多的是做一个观察者。所谓旁观者清。 10您的作品曾经被多省选做高考语文阅读分析题,您尝试做过此类高考题吗,有什么感受? 我的作品被选入多省高考语文试卷,只因我不会上网搜索,所以多数并不知道。只有一次,女儿偶尔发现重庆有一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我的一篇散文《告别三峡》被放在“阅读理解”这一项,分成五个小题,居然总共占分27分。这让我非常不安。我有三个孩子,都是参加过高考的,深知一分之差就会带来更大的影响。相信可能有的孩子会因这道题目得益,也一定会有孩子因此吃亏。我自己粗看了一下那五道题目,如果由我来做,真的不敢保证能及格。由此我更强烈意识到,文章真的不能乱写。在高考这种特定情景下,一篇文章真的有可能会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 11您不同时期的读书偏好有哪些,最推崇的作品及作者有? 我一生爱读史书,中外通史、断代史都读过很多。就像一个人活过几千年,走遍全世界,饱经沧桑,看待世事的目光就会不一样。此外就是读杂书,让自己的知识面尽量宽一些。 中外古今,作家和作品之多,灿若星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之处,我并没有特别的偏好和喜爱。广泛汲取营养,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知识化掉,在自己的创作中不露痕迹。如果别人总能在自己的作品中看到另一部经典的影子,就不能算是上乘之作,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种失败。我一生都在追求作品的唯一性。这很难,但心向往之。 12写作读书之余您有哪些兴趣爱好? 我在上中学时当过五年体育委员,因此喜欢看所有的体育节目。特别爱看足球。欧洲五大联赛、世界杯、亚洲杯、中超,只要有时间就会看,一个人在书房里大喊大叫。夫人和孩子们因此经常嫌我太吵。 我喜欢围棋,大约有业余二段水平。和人对弈不多,但电脑上有人下棋,我虽不会打字,但可以打开电脑,一个指头点出“新浪围棋”,看中、日、韩高手对弈的棋谱,然后自己复盘,乐在其中。 我还喜欢练练书法,主要是正楷和今草。或者单纯读帖欣赏,都是很好的精神享受。 另外,我也喜欢收藏,有一搭没一搭的。目前还是江苏省收藏家协会顾问。这么多年对于收藏还是下了一点功夫,一是通过收藏类的书籍,掌握理论知识。我常年订《世界文学》《收藏》两本杂志;二是每到一地必去博物馆,看真东西;三是去当地古玩市场,看假玩意。真假都看,才能真正提高鉴赏力。我算很幸运的,多是“捡漏”,收到了一些很好的东西。几乎每样东西到手,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藏友很羡慕,时来参观,同时也带来自己的藏品,互相交流,其乐无穷。 13对于家中的后辈,您参与教导的多吗?对于子女您最大的期许是什么? 我平时不太管孩子的事,也很少教导。但他们都知道家训。我的父母用他们的一生教给我的,可用四个字概括:善良、志气。善良以立身,志气以立世。我对孩子没有具体要求,一定要他们怎么样。但要努力,自己感觉幸福就好。 14描述一个您认为最幸福的场景。 退休了还是喜欢周末,几乎是条件反射。逢礼拜天就特别愉快轻松。因为儿孙们都会照例赶来聚餐。晚饭后,儿子会陪我在书房里看一场球赛,外面客厅则有小孩子们跑闹嬉笑。这大概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