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毫掷罢倚天寒——侠之大者金庸
来源:《中国武侠小说史话》 | 时间:2018年10月31日
文/林遥
金庸小说版本展 金庸小说版本展 金庸小说版本展 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在1966年《海光文艺》创刊号上发表的《金庸梁羽生合论》 金庸《天龙八部》的早期版本 金庸1957年10月5日发表在香港《新晚报》上的文章《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凖》,内中明确谈到其自身的创作理念。 香港《武侠与历史》杂志第42期,金庸《飞狐外传》连载本。 第一节、一个“讲故事”的人 金庸(1923年— 2018年),原名查良镛,龙8国际娱乐pt官方网站海宁人,出身书香门第。他的大学生活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度过的,在中央政治学校学习国际法。抗战以后,他进入东吴法学院学习法学专业,先后任职于杭州《东南日报》及上海《大公报》。1948年,查良镛赴香港《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编译,1950年,因为他所学专业为国际法,所以辞职北上,希望能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但因家庭出身的问题未能如愿,于是再次南下香港,回到《大公报》工作,从此定居香港。 查良镛兴趣广泛,除了喜读文史书籍外,还致力于创作,不仅写武侠小说,还写电影剧本,曾以“林欢”为笔名在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写了《绝代佳人》《兰花花》《有女怀春》《小鸽子姑娘》等电影剧本。他对芭蕾舞、音乐、围棋,甚至政治,都有浓厚的兴趣。1959年,他和同学沈宝新创办《明报》,自己经常发表社评,并引起广泛关注。经历了一段艰苦创业的时期之后,《明报》在香港的名气与日俱增,最终成为报业集团,《明报》企业1991 年挂牌上市,彼时拥有的资产已达数亿元。除此之外,他又创办了学术性刊物《明报月刊》、商业性刊物《明报周刊》以及通俗报纸《明报晚报》。 1955年,继梁羽生《龙虎斗京华》发表之后,查良镛将名字中的“镛”字拆开,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在《新晚报》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小说刊出后引起巨大反响。1957年,他连载于《香港商报》的《射雕英雄传》,则带来了更大的轰动,“开谈不讲《射雕传》,纵读诗书也枉然”成为当时香港读书界一股浪潮,金庸“武林盟主”的至尊地位也由此奠定。1959年,金庸在其创办的《明报》创刊号上连载《神雕侠侣》,嗣后其他多部作品也在《明报》上连载发表。1969年至1972年期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创作。《鹿鼎记》结束后,金庸宣布封笔。其武侠小说总计15部,除了短篇小说《越女剑》(1970),另外14部可以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两句对联。此后数年,金庸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小说的细致修改和完善中,花费了极大心血,出版了总数达36册的《金庸作品集》,从此闭门”封刀”,退隐江湖。从2001年开始,金庸又着手对其作品进行第三次修改,并声明:“主要是接受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长的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以及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 金庸的武侠小说可称集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大成,成为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历史上的一座高峰。武侠小说的研究者陈墨认为:“在金、梁、古等武侠小说名家中,只有金庸一人是真正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梁羽生和古龙虽然才高八斗,风格突出,自成一家,可以说是将武侠小说写到了最高的水准,然而他们毕竟没能突破武侠小说本身的束缚和局限。他们做到了不重复前人,在武侠小说史中开拓新局;但他们却没有做到不重复自己,从而未能更上层楼。只有金庸的小说,不仅通古,而且通今;不仅通俗,而且通雅;不仅不重复别人,而且不重复自己,从而创作出武侠小说世界的艺术高峰。而且这一艺术高峰明显地突破了武侠小说的类型局限,可以在更广阔的天空中,在更高的水准上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一较长短。”。 北大学者严家炎则给予了金庸更高的评价:“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 此类评价正是二十世纪末,“金庸热”之时提出的,不免有故意拔高之嫌,但平心而论,金庸小说无疑继承了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展现出见义勇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轻生死、重信诺等精神特质,这些特质不仅让小说中侠客的生命力得到增强,同时也令中国的“武侠文化”得以源远流长。 金庸的作品与传统武侠小说不同的是,既张扬了侠客的自由个性,又不受限于“锄暴安良”、“忠君报国”等狭隘观念,更把“五四”以来形成的人性解放、现代性的时代精神等优良品质融入其中,不仅使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有了文化根基,也让“侠义精神”具有了丰富性与多面性,使人性的本能和欲望、思想和情感得到发挥,融“侠义”与“人性”于一炉,合“传统”与“现代”为一体。 金庸的武侠小说实现了由重视情节向重视人物的转移,人物成为情节发展的中心,情节服务于人物,“文学是人学”的现代文学观得到充分体现。 在武侠小说中重视人物的塑造和人性的挖掘,是金庸的一个重要创作态度,主要见于其小说《后记》,总结起来有两点: 其一、主张写人。他在《神雕侠侣》(1959)的《后记》中说:“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起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是应当可能的。” 《笑傲江湖》(1967)的《后记》中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并直言:“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天龙八部》(1963)的《后记》中又说:“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 其二、主张写出人性复杂难测。他认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不但有优点,也有缺点,在小说中应该敢于描写英雄的缺点,要打破“人要完人,金要赤足”求全意识。他在武侠小说中,力求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写出世人对世间礼法习俗的反抗和对传统观念的叛逆。 金庸的小说创作,始于《书剑恩仇录》(1955),终于《鹿鼎记》(1969),每部小说都可以成为人物性格的发展史,人物性格在错落的情节中呼之欲出,读者不仅难以忘却黄蓉和郭靖、小龙女和杨过、乔峰、韦小宝,更难忘记如欧阳峰、李莫愁、灭绝师太、岳不群等人物形象。与单一的、平面的性格形象不同,这些人物的性格体现出复杂性、立体性,他们反映了人性中善的一面,同时又不乏缺点和弱点,并非尽善尽美、无可指摘;代表邪恶势力的反面人物,他们反映了人性中恶的的一面,但 “恶”也不是彻头彻尾,往往人性未泯,仍能绽放人性的微光。正是这样的复杂人物,显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深广的现实性和生活的真实性,现代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人性认识态度于此也可见一斑。 金庸小说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构思了曲折动人的情节,在小说的结构上颇有建树,人物和情节达到高度统一。金庸通过情节的矛盾冲突展现人物性格,人物的“性格本色”蕴藏于跌宕起伏的情节中。 红学研究者冯其庸先生说过:“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这一说法不免有夸赞之嫌,然而金庸对于小说的情节结构安排的确有独到之处,他将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融合,博取众长,既能驾驭复杂题材,又能运用多种结构手法。 中国传统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无论表现的是何种题材,里面都有复杂的人物、情节,然而读者却能一目了然,原因就在于小说的脉络清晰。金庸借鉴了这种写法,但他大胆创新,引入重悬念、重叙事结构的西方小说艺术手法,重新“组合包装”了 “一线贯穿”的传统小说结构,现代色彩浓厚。 1966年1月,当时担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外筹办《海光文艺》月刊。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者,罗孚初办《海光文艺》时还想在武侠小说上面做做文章,他首先想到将梁羽生、金庸的小说做一篇合论,作者最好是他们自己。 罗孚找到梁羽生,谈了想法,梁羽生对此颇有顾虑,踌躇再三,实在推辞不了,才和他约法二章:一、发表时不用真名;二、有人追问,迫不得已,由罗孚出面顶替。 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取“同说之”的谐音,写下了长达两万字的《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名家:金庸梁羽生合论》。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金、梁所受的文化影响,其中说:“梁羽生的名土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虽然二人‘兼通中外’(当然通的程度也有深浅不同),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处,如《七剑下天山》之模拟《牛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之作),以及近代心理学的运用等等,但大体说来,‘洋味’,是远远不及金庸之浓的。”接着分析了二人作品各自的优缺点,指出电影手法是金庸小说的惯用手法,情节跌宕起伏,常有奇峰突起、出人意料的高妙。 第二部分,谈“武”、“侠”和“情”。他指出:金庸初期的小说(指《射雕英雄传》以前的作品),总体上不外乎描写正常武技,小说中的英雄虽招数神妙、内功深厚,但并不离谱。而《射雕》以后,神怪愈演愈烈,梁羽生的神怪程度远无法企及。至于金庸笔下的爱情描写有精彩之处,但金庸的后期小说则往往犯了爱情至上、不顾是非的毛病。 第三个部分,谈到了二人小说所蕴藏着的思想,认为西方的文化,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对金庸影响巨大,这种影响在其后期的作品中显得更为突出。正邪行为的分野,都是由心理因素所引起的,难说得出谁正谁邪。 这些评论自然只是一家之言,不一定都确切,但梁羽生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对金、梁各有褒贬,褒贬基本上有分寸,不是无的放矢。这篇文章,也是最早关于梁羽生和金庸小说的分析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后,罗孚找到了金庸,请他写一篇回应文章,当然希望他也长篇大论,在《海光文艺》上来一番热闹笔战,但金庸婉言拒绝,实在不好推辞,答应写一篇短文,这就是在《海光文艺》第四期发表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全文约两千字,阐释了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见解: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做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剧、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 金庸说他并非梁羽生一类的严肃“文艺工作者”,“梁金”无法“相提并论”。他曾揶揄道:“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的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吗?” 一个“讲故事”人,自然是金庸的自谦,却也道出了“文学的故事性”就是金庸的追求。至于为何写武侠小说,1994年11月,他对冷夏说:“这也不是故意的,哪个小说家写哪一种体裁的小说,有时是出于偶然的因素。那时候《新晚报》需要武侠小说,我就写武侠小说,如果他们需要爱情小说,可能我就写爱情小说。一个人的一生有很多很多偶然的因素,但是事先未必知道的。” 他和池田大作也说过“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作为一个“讲故事人”,金庸的故事自然讲得精彩,对此他晚年多次说: “我跟人家这样讲过,我善于讲故事这个是天赋,好像不是学得来的,也不是天才,总之个性就是接近这一种。我自己想学跳舞、学弹钢琴都学不好,艺术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这一种可以做,另外一种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就不行了。” “我自己以为,文学的想像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力。” 能够将武侠小说的故事讲精彩,凭借天赋是远远不够的,金庸对小说的创作态度其实十分认真。许尊五曾对金庸的写作情形作如此描绘:“每见他在斗室之中来回踱步,写了又删,删了又写,香烟一根根地抽,甚至满室烟雾腾腾才发到字房去,可以说每一个字都是勤苦与谨慎,点点滴滴都是心血。” 不仅如此,从金庸多次花费精力和时间修改小说来看,其用力甚勤,远在其他武侠小说作家之上。金庸能在在武侠小说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决非偶然。 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武侠小说的娱乐性质,情节奇幻,跌宕起伏;武功神化,引人入胜;画面热烈,色彩缤纷,但其布局随意、缺乏运思、语言时有浅俗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 持中而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其他同时期作家的武侠小说比较,缺陷较少,而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较为强化,人物和情节中融汇了作者对人生的体验和反思、对现实苦难的揭露以及对现实悖谬的反讽,使作品具有很大的内张力和深邃的哲理性。 金庸武侠小说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在商业性和文学性之间占据了交叉点,除了可供中高文化层次的人品读研究之外,还能为低文化层次的人提供娱乐消遣,文化品味跨度较大。 第二节、艺术化的武功 武功在武侠小说中至为重要。金庸将武侠小说发展中固有的两类“功夫”——道术仙法和武功技击,合为一体,推陈出新,既写武功的神奇莫测,又注重在离奇中求得真实可信。 金庸小说既注重一招一式的描绘,如“降龙十八掌”的至刚至猛,“玉女剑法”的轻灵飘逸,“太极拳”以柔克刚,无不清晰分明。另一方面,金庸小说的武功又极尽夸大之能事。写暗器不再只是飞刀、石子,而是棋子、冰粒、银针,应有尽有。施放暗器的手段也愈加高明,可以后发先至,也可以满天散花。内功的境界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掌力如排山倒海,掌风可飞沙走石,甚至可以击落飞鸟;更有甚者,内力可不练而至,靠吸取他人的内力化为己有。轻功则更加神奇,不但行走迅速,疾如奔马,且只要有一力可倚,就能飞行水上,横越悬崖。最令人惊异的是《天龙八部》(1963)中段誉的“六脉神剑”,这是一种无形剑气,无影无形,手挥目送,便可伤人,威力仿佛现代的激光武器。 金庸笔下的武功变幻万端、各具性格,创造了“文艺化”的武功。《书剑恩仇录》(1955)中,陈家洛有“百花错拳”、“庖丁解牛掌”;《射雕英雄传》(1957)中用音乐“内力相博”;《神雕侠侣》(1959)里朱子柳以笔为刀,将书法中的真、草、隶、篆以及碑帖笔法化而用之;而《倚天屠龙记》(1961)则将张三丰写下的忧愤书法:“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短短二十四个字,演化出一套精妙绝伦的武功,令目空一切的金毛狮王谢逊也不得不为之认输。《连城诀》(1963)中直接用“唐诗”为“剑法”命名;《侠客行》(1965)以诗人李白长诗《侠客行》为基础,将内力、剑法、拳法、轻功等蕴藏其中。《笑傲江湖》(1967)中黄钟公痴于琴、黑白子痴于棋、秃笔翁痴于书、丹青生痴于画,梅庄四友人如其名,各有一套妙不可言的琴武、棋武、书功、画功。 诸多“武功”数不胜数,令人目不暇给。《鹿鼎记》(1969)中,韦小宝师从神龙教主洪安通的“英雄三招”、师从教主夫人苏荃的“美人三招”,与其称之为“武”,倒不如称之为 “舞”更贴切。 金庸的笔下,武打场面往往是一场“文艺表演”。《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欧阳锋、洪七公分别以箫、筝、啸进行内力搏斗,演了一出音乐盛宴;朱子柳与蒙古王子霍都的比武在《神雕侠侣》(1959)变为书法表演;杨过与小龙女以古墓派武功携手作战,共同对战金轮法王,呈现了一场舞蹈大赛;而《笑傲江湖》(1967)中的令狐冲,在孤山梅庄先后独自对战丹青生和秃笔翁、以及黑白子和黄钟公等人,如同欣赏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演!金庸的武侠小说,紧张激烈的武打和美妙精彩的文艺,融于武功打斗场景中,富有文化内涵。 金庸笔下武功具有“哲理化”的倾向,不仅旨在写其形、求其美,更在一定程度上写其神、求其深。 陈家洛的“百花错拳”源于各家拳法,经过提炼成为“百花易敌,错字难当”的独特绝招,细思其理,让人叹服。至于“庖丁解牛掌”,化用《庄子》中的寓言,其无穷妙义,能令人思之再三。刀法上的“似慢实快”,便如常理“欲速则不达”;“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便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柔弱胜刚强”哲理运用;修习内功时,越使力,胸腹间越难过,停止不练,任其自然,烦恶之感反消除,内力逐渐上升。表达出,武功的最高境界是佛家的无色无相和道家的顺应自然的观点。《神雕侠侣》(1959)中写杨过发现了独孤求败的剑冢一幕,四柄剑的说明文字虽短,却意义深远: 杨过提起右首第一柄剑,只见剑下的石上刻有两行小字: “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 再看那剑时,见长约四尺,青光闪闪,的是利器。他将剑放回原处,拿起长条石片,见石片下的青石上也刻有两行小字: “紫薇软剑,三十岁前所用,误伤义士不祥,乃弃之深谷。” 杨过心想:“这里少了一把剑,原来是给他抛弃了,不知如何误伤义士,这故事多半永远无人知晓了。”出了一会神,再伸手去拿第二柄剑,只提起数尺,“呛啷”一声,竟然脱手掉下,在石上一碰,火花四溅,不禁吓了一跳。 原来那剑黑黝黝的毫无异状,却是沉重之极,三尺多长的一把剑,重量竟自不下七八十斤,比之战阵上最沉重的金刀大戟尤重数倍。杨过提起时如何想得到,出乎不意的手上一沉,便拿捏不住。于是再俯身拿起,这次有了防备,拿起七八十斤的重物自是不当一回事。见那剑两边剑锋都是钝口,剑尖更圆圆的似是个半球,心想:“此剑如此沉重,又怎能使得灵便?何况剑尖剑锋都不开口,也算得奇了。”看剑下的石刻时,见两行小字道: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 杨过喃喃念着“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八字,心中似有所悟,但想世间剑术,不论那一门那一派的变化如何不同,总以轻灵迅疾为尚,这柄重剑不知怎生使法,缅怀昔贤,不禁神驰久之。 过了良久,才放下重剑,去取第三柄剑,这一次又上了个当。他只道这剑定然犹重前剑,因此提剑时力运左臂。那知拿在手里却轻飘飘的浑似无物,凝神一看,原来是柄木剑。年深日久,剑身剑柄均已腐朽,但见剑下的石刻道: “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 “剑道”即“人生”,“剑道”的四重境界与 “人生”境遇是相通的。《倚天屠龙记》(1961),张三丰将太极剑法传授给张无忌时,所讲的也是“得意忘言”的道理;《笑傲江湖》(1967)中风清扬教令狐冲“独孤九剑”,剑法是无招无式,无敌无我,随招发招,见机发挥,敌强愈强。又如《侠客行》(1965)中的石破天破译无人能解的“侠客行武学”时,运用的是“无知无欲即无障”的义理,乃心之所悟,并非故弄玄虚。 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武艺高强、登峰造极,皆取自百家之长,而又能自出机杼,力求“法乎众者得其上”。拥有了“百花错拳” 陈家洛,又悟出了“庖丁解牛掌”;《碧血剑》(1956)中的袁承志,不仅掌握本门武功,还听从师命学习木桑道长的轻功、暗器以及金蛇郎君的邪派武功,涉猎广泛。《射雕英雄传》(1957)的郭靖,先师从江南七怪,接着是全真七子之首的马钰,再者洪七公,而后有周伯通,先后学习了内功、“双手互搏术”、“九阴真经”等诸多武功;《神雕侠侣》(1959)中的杨过,先后学习了东邪、西毒、北丐、中神通及古墓诸派武功,又学了独孤求败的剑法,经过多年习练,终成为一代绝顶高手。 这些人物并非简单地上山学艺、师从一人而成为高手,也不是经历人生奇遇、偶得秘笈而速成,阐释了非历经磨练不能成功的道理。 金庸武功的另一个特点是武功的“个性化”,或者说是以武功显示人物性格。《书剑恩仇录》(1955)中袁士霄将“百花错拳”传授给陈家洛,而袁士霄几乎不再使用此拳。陈家洛的性格、心理及人生正如“百花”般聪明美丽,又不可避免一错再错,与“百花错拳”正是“人武合一”。《射雕英雄传》(1957)中郭靖学有多种武功,但只有“降龙十八掌”这套“天下阳刚第一”的武功最适合他。郭靖性格简单、刚正、淳厚、朴实,正与“降龙十八掌”相通。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师从洪七公,而洪七公传与郭靖后,便极少使用。洪七公性格中有机巧灵敏的一面,擅用“打狗棍法”,由于黄蓉同样具有灵巧的性格,遂又将逍遥游武功及打狗棍这“天下巧妙第一”的武功传授给黄蓉。《神雕侠侣》(1959)中的杨过是性情中人,“黯然销魂掌”是自创的武功,也是性格的体现。《天龙八部》(1963)中萧峰的武功厉害非凡,尽显“大英雄本色”。段誉的书生气也从“时灵时不灵”的“六脉神剑”中可以窥见一二。《笑傲江湖》(1967)中的令狐冲性格侠义率真、不拘于礼法,灵活自在,伺机而变,无招无式的“独孤九剑”正适合他。及至《鹿鼎记》(1969)中的韦小宝,圆滑的个性使他钟情于“神行百变”这种能“脚底抹油”的逃命功夫。 无论金庸小说笔下的武功如何高强,让人并不觉得突兀,这些人物行走江湖,与其说是凭借武功,不如说是依靠人格的魅力。在小说中,作者在讲述人物获得奇妙武功的同时,也描绘了他们所经历的特殊体验和艰苦磨砺,这些特殊的经历、体验和磨砺,小说写来十分感人,使读者感到这份武功来之不易,让人心悦诚服。这正是现实人生艰难成长的真实写照。 第三节、奇而至真的文学理念 一个作家作品的思想深度,决定于他的文学创作理念。金庸的武侠小说既吸收了民国武侠小说的精华,同时也受现代文学的影响。民国的武侠小说,甚至包括部分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显得份量不足,其原因就在于作者的写作目的和心态,如果作者只是为了“稻梁谋”,这样的心态,当然不可能在艺术上有多少成就。对于这些问题,金庸在创作中极为谨慎,这样的态度从他多次对小说的修改中可以看到。 武侠小说最讲究“奇”字,金庸小说中人物离奇的经历,多是依靠丰富的想象力,对历史真实事件进行拆解和重构。但“奇”并不能成为小说成功的关键,奇巧之外,金庸的小说还崇尚真实。 这种真实,在陈墨看来以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为主:“真实性的创作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要作品具有了真实性的品格,其作品才能使读者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读者才能为之所吸引和感动,从而可以从作品的思想上获得益处。” 对于小说情节的离奇与巧合,金庸在《神雕侠侣》(1959)的《后记》中如此解释: 离奇与巧合是武侠小说惯用的套路,他所希望达到的,不过是以人的性格上的可能,来替代武功上可以但事实上并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杨过和小龙女,两人分分合合,事出奇巧,看似天意使之然,实则与两人自身的性格相关。小龙女生性淡泊,否则实在难以独自一人长居谷底;杨过至性至情,否则也不会十六年终如一日,死而无悔;两人彼此钟情至深,否则定不会相继跃入深谷。诚然,若非谷底恰为水潭,而是普通的山石之穴,两人跃下后只能粉身碎骨、同葬穴中。世间之事变幻莫测,兴败存亡虽自有天机,而人与人之间的幸与不幸,无非是性格使然。 小说中有一个特殊“人物”——神雕,这是一只武功高强、能通人语、极具灵性的鸟,其历史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1932)里的神禽异兽,对此,金庸这样解释:“神雕这种怪鸟,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神雕不是人类,只因金庸将人的性格赋予其身,笨重的巨鸟才得以变得鲜活。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世界其实是社会现实的种种投射,表面上朗朗乾坤,实际上是物欲横流。《书剑恩仇录》(1955)中的张召重暗算师兄,背弃信义,为的是投靠朝廷,谋取高官厚禄。《天龙八部》(1963)中慕容博、慕容复父子为兴复大燕、当上皇帝,苦心孤诣地制造血案,慕容复为达目的忍心地背弃王语嫣,去图娶西夏国公主,甚至杀死舅母,甘心做别人的干儿子,最后精神错乱中仍念念不忘头戴皇冠,称孤道寡。《倚天屠龙记》(1961)中朱长龄想要谋取屠龙刀,成为武林至尊,不惜烧掉庄园,安排下一个天衣无缝的大陷阱。《笑傲江湖》(1967)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之流为权利欲牵动,不顾人伦,甘心引刀自宫,成为废人。野心家要使阴谋得逞,必须善于伪装,用表面的道貌岸然,掩饰骨子里的阴险和自私。《笑傲江湖》(1967)中华山派掌门,人称“君子剑”的岳不群,是两面派的典型人物。他极端自私,父女之情、夫妇之爱、师徒之义,都不顾惜,所有的人伦礼义都被他弃如敝屣。他又极善伪装,城府很深,别人暗算他,他不露声色,将计就计地引敌入彀,对权力的过分贪求使他成为不仁不义之人。深通权谋诈术,令人防不胜防的任我行,是《笑傲江湖》(1967)中又一厉害人物。他武功高强,性格阴狠,心思缜密,早看出东方不败的野心,于是将《葵花宝典》秘籍交给了东方不败,使东方不败甘愿自残身体,成为男不男女不女的怪物。《连城诀》中展现诸多人性贪婪、邪恶的场面,为了一己私利,为了得到宝藏,许多人丧尽天良、无恶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