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我那点儿“精神领域”算得了什么
来源:《延河》2018年第10期 | 时间:2018年11月01日
文/弋舟 李畑熠 
李畑熠:小说存在的原因在于,生命面对自我时的纯粹,用心灵行走,用行动表达。去质问生命形态的悲剧性。正如卡彭铁尔所言,小说是一种需要。作为一个小说家,请详细谈一下小说之于你的需要,并诱发成为您与文学产生渊源的原因和关键细节? 弋舟:说到“小说存在的原因”,迄今我看到的最具说服力的阐释,依然来自昆德拉——“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之于我的需要”,就是“发现”,是对于“未知的存在”“发现”的需要和冲动,让我孜孜以求地写起了小说。我想说的是,“发现”不仅仅只是一个动力,而且往往又是一个结果,一篇小说从“发现些什么”的愿望开始,继而在完成的过程中,许多出乎意料的“发现”也会纷至沓来。人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是一个不断从陈词滥调的泥泞里拔出脚来的过程,所有坚固的事物、约定俗成的事物,都会因之松动并且变得可以去反驳和怀疑。其实这也没有多么玄奥,甚至还有一些孩子气。不是只有儿童们才对世界葆有永恒的好奇吗?他们几无“经验”,世界于之充满着整体性的未知乃至谬误,于是,他们每一天都在“发现”,亲自鉴定和命名着一切——噢,原来这是糖的滋味,原来这是药的滋味,噢,这是痛苦,这是欢乐…… 李畑熠:“短经典”书系成为您的心头之好。您的创作年表来看,您的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书目也要多出长篇出版书目几部,在短篇创作中,您对于西方近现代相类似题材创作的作家都有系统的爬梳和独到的见地,期间少量穿插着文本之与影视,尤其是电影之间简单的叙述。而您的短篇小说写的干净而富有韵味,文本呈现出电影般的质感,在波澜不惊的叙事中呈现出个体在岁月中,捕捉到人物内心深处发生的海啸。不知您是否关注西方电影的镜头叙事风格? 与西方的电影界或者西方作家哪些风格的人交往? 弋舟:你看,我刚刚说到昆德拉,你就提到了“短经典”——它真的就是我的“心头之好”么?如果我的某些表述,令人产生了这样的判断,那么我应当反省。实际上,虽然世界文学对于我们的影响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时至今日,之于此种影响的反思也早已在中国作家中展开。至少,我也多有对于“短经典”的不满意,除去不满意于它们在具体小说技术上的雷同,还有不满意一个中国作家深陷于西方文学资源后,面对自己独有经验时的无力。迄今为止,我的确更多地用力在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上,这事关个人写作的能力,事关审美,事关我们的文学现场,也事关时光和岁月,就是说,这是一个“受限”的结果,而并非表明着我对于长篇小说的轻视——这是我的局限使然。我没有和西方作家有过交往,电影界人士更是无从说起,只是在一些文学活动中与西方作家有过短暂的交流。现代小说发展到今天,你很难说一个小说家创作时不会受到其他门类艺术的启发,但是出于捍卫职业荣誉的需要,我也更愿意说某些电影的叙事风格是借鉴了某部小说的叙事风格。影像如今已经够强势的了,我们干嘛还要将文学置于它们的影响之下? 李畑熠:文化成果都有专属其成长的自然根系,历史土壤和时代赋予的气息。比如,商州之于贾平凹,山东高密之于莫言等。当然,上世纪的人口流动没有今日的规模大,频率高,亦就是说,现在的文化成果的文化质性区别于先前产生的文化渊源。您在随笔札记集《犹在缸中》的开头,就拒绝定义自己的文化归属。那么是否可以说“吾心归处,既是吾乡”? 弋舟:在一定意义上,“吾心归处,既是吾乡”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成立之后,我们又要面对“心归何处”。一个时代的确有一个时代的基本限定,即便我开宗明义,“拒绝定义自己的文化归属”,但某些根本性的事实仍是无从拒绝的。往大了说,我生活在21世纪,是一个中国人,往小了说,如今我归队陕西,服务于《延河》,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决定着我。我们需要承认的是自己的有限,曹雪芹写不出《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写不出《红楼梦》,这是无须说明的事情。我想,尊重自己真实的经验,“心系一处”,或许才是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心理。说白了,如今我反对言必称西方,反对过度的临空蹈虚,反对以种粮食的见地将文学视为一个简单的“自然根系”,反对活在幻觉与泡影里的写作。 李畑熠:作为小说家,对于时代的敏感度,总是会超出常人。进一步说,“整全地打量世界”,去作为一名旁观者时,也难免陷入时代的困境中。您是如何平衡并处理这种关系的?并在“泛娱乐化”的时代,如何保持文学原有的矜重? 弋舟:“整全地打量世界”一定不是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毋宁说,这个姿态内在的伦理就是深度地“陷入时代的困境中”,这两者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应该有冲突,不“陷入时代的困境中”,你就无从“整全地打量世界”,那种依赖书斋或者温室里的想象去猜测世界的做派,必定狭隘,必定伤害写作者辽阔的目光。当然,文学亦强调“超越性”的一面,于是对于“整全”的自觉,便矫正着写作者过度重视一己感受的弊病。我想,此种自觉,本身便矜重而深刻,是抵抗“泛娱乐化”乃至“泛个人化”的根本动力。 李畑熠: 走向诺贝尔奖,是每个经典作家的作品得到的世界性肯定的殊荣。小说家阿来说:“弋舟小说所追求的,正是我所乐见的情感的深刻,他即是我所说的那种语言的信徒。”作为一名奋发有为的青年作家在这样一个大的、全新的时代,请问您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怎样的认识或者说民族期待? 弋舟:“奋发有为”我还是不去冒领了。如过真的如你所说,这是一个“大的、全新的时代”,那么,既往的“殊荣”也许都将被重新定义。诺贝尔奖还会是那个最为重大的“殊荣”吗?我不知道,对之,也无从期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四十多年来,我们对于诺奖的态度已经今非昔比,这不仅仅是因为已经有莫言获奖,而是因为,诺奖在今天,已经完全不能与我们的“民族期待”相勾连了,我们的“民族期待”,也不依靠它来落实。 李畑熠:请问您是否有文学之外的艺术或事物,成为您精神领域的又一处承载所在? 弋舟:读书写作是我全部的精神生活,似乎暂时也不需要另找他处安放精神。我想,至少我的“精神领域”没有那么的无边无际,相较于文学的地盘,我那点儿“精神领域”算得了什么,哪里还需要往他处落脚。 李畑熠:您在谈到小说的生命力时,讲到会比较重视小说在下一个时代人群中的存在价值。那么对于当下90后小说总体大的时代变动之下展现的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历史都是支离破碎的,难以弥合,但总体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某种信念,又流露出难以表现的浓郁的忧愁。您作为文学上的先行者,您对于90后的文学创作境遇会有哪些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 弋舟:对于后代作家的说服力,当然是鉴定一个作家的重要标准。你所描述的“当下90后小说总体……”我尚缺乏更普遍的打量,但我想,对于任何一代人的书写,仅仅凭着一段话便来概括,必定是漏洞百出的,至少,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就有着不同于你这段话描述的作家存在。如果说建议,我大约也只能说出:充分地去生活,警惕一己的、虚弱的抒情。 李畑熠:《出警》是2018年鲁讯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您曾坦言,这篇小说是您小说创作的一次重要的转型节点,并由此衍生出“磨亮硬币的两面”的文学创作心得,能否试着详细阐释这其中存在的意义并廓清其中的观点? 弋舟:对于这个作品,那篇创作谈已经谈得比较充分了,它当然不会放之四海皆准,但的确是我在这个阶段对于自己写作的严肃思考。“磨亮硬币的两面”,我觉得,这个标题已经说出了我全部想说的——当我强调“两面”时,必定是因为之前自己有所欠缺,夸大了什么,从而罔顾了什么。 李畑熠:从事文学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反而应有一定的现实人文关怀,跟随着时代,抓住关键的转型期,做出文学与现实的当下反映。随着虚拟网络,转基因食品,器官移植和人工智能等的新的现实引发着新的人与现实的伦理秩序。在您的小说中相对应的语言体系也能可见一二。在网络上,看到了您参与“幕天公益”为孩子捐赠书籍的公益活动。从作家角度出发,请问您对于此类的活动有怎样的感受? 弋舟:的确,写作与现实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值得一说再说。李白、杜甫回应了他们的时代,我们就得回应自己的时代。我并不觉得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转化为文学表达的难度就是空前的,事实上,任何时代的作家以文学去回应现实都是难度巨大的。重要的只在于,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必定有着处理自己时代的自觉。参与给孩子们捐赠书籍的公益活动,在我而言,当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但是杯水车薪,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只是一个态度,表明一点微弱的愿望,在根本上,改善孩子们的阅读处境,是宏观得多的问题。 李畑熠:最后一个问题,请大概谈一下,不论是西方的文学传统还是属于东方中国的文学传统,在现代整个的新趋势中囿于一形。经典的艺术比自然更具神韵,经典的文学更是一道光刺穿虚无。那么如何让传统再次爆发生命力?也就是说,您对于近似混血的现代文明有着怎样的看法、愿景。 弋舟:此起彼伏,此消彼长,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世界、面对自身时独有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仍然远未终结,于是,身为一个中国作家,内心混杂着磅礴的“混血”之力,这既是熬炼,亦是修行。陷阱随时就在脚下,高峰亦随时就在眼前。警惕应当警惕的,憧憬值得憧憬的——而最难的,也许是我们该如何甄别什么是应当警惕的,什么是值得憧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