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在小说家中,金庸是最有学问的
来源:羊城晚报 | 时间:2018年11月05日
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 ——《神雕侠侣》 2001年11月,陈平原(右)与金庸在日本横滨合影 报人、读书人、商人 羊城晚报:盖棺论定,您怎么定位金庸? 陈平原:很多人把金庸当作武侠小说家来看待,这当然没错。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历史眼光的报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香港主持办《明报》,亲自写社论,社会影响极大。他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很有政治智慧的,目光也很敏锐。其实,这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能看得出来。他的小说对中国历史及现实有很强的观照,在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某些重要节点上,屡屡可以见到金庸的影子。这也是他的成就超越梁羽生、古龙的原因。 我不止一次提及,应该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同时期发表的《明报》社论对照着读,那样会有很好的发现的。另外,他的媒体事业应该作一个专题来考察。新闻事业是他的立足点,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借助报纸来记录乃至影响香港的历史与现实,这是理解金庸的重要角度。 在小说家中,可以说金庸是最有学问的。他真的是一个“读书人”,在如此专业化的时代,拥有广博的知识,贯通古今与中外。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类型,有很难跨越的界限,但金庸以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造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范式,为武侠小说开创了新的天地。在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上,很少有小说家能达到金庸的水平。 一个小说家能红火一段时间,很不容易;而一个小说家红火四五十年,那是个奇迹。无可讳言,金庸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单纯的小说家走不到他这样的高度,比如,在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他的掌控、授权、宣传,体现了非同一般的商业眼光、能力和趣味。在商业化的时代,如何经营好自己,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本事。他了解信息时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所在,不时在重要关节点“制造”新闻,扩大小说的传播。一般来说,文人容易清高、空想,但金庸先生有足够的想象力写小说,也有足够的智慧掌控商业运作。 羊城晚报: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里,金庸可不可以说是“百年一人”? 陈平原:在通俗文学里可以这么说,至于整个文学史,还有待论证。另外,这“百年一人”的说法,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太好。 羊城晚报:不能和鲁迅、张爱玲等人用同一个标准? 陈平原:请记得,二十年前金庸的一个嘱托或抱怨:“我是一个小说家,不是一个武侠小说家。”我们必须正视他的这句话。说他是一个武侠小说家,是不是就意味着把他的小说成绩放低了一个档次?为什么鲁迅、茅盾等人写的小说,我们一般不会再加一个前缀?这涉及对现代中国小说的看法。金庸的“抗议”是值得注意的,他曾经说过:很多人是用中文写西洋小说,我是用中文写中国小说。他英文很好,读西洋小说,但某种意义上,他的笔墨、结构、审美,和传统中国小说联系更加密切。我们曾经认为章回体的写法是落伍的,出不了大作家;但现在看来,这种小说观念必须调整。先不要忙着下结论,而是从文学类型如何运作、读者趣味的形成、金庸小说的超越性等入手,逐渐逼近小说观念的调整。 接受武侠小说的“江湖规矩” 羊城晚报:金庸小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平原:个人才华是一个方面,香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香港给金庸的写作提供了方便。香港的大众文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非常兴盛的,小说、电影、音乐是一个整体,有巨大的影响力。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香港的商业土壤与文化基因促成了金庸的成功。 羊城晚报:为什么大陆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时间点出现“金庸热”? 陈平原:赶得早,不如赶得巧。金庸小说进入中国大陆时,恰逢改革开放,过去僵硬的文学观开始调整,娱乐文化勃然兴起。而在各种小说类型中,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最具有娱乐性的。在娱乐正当化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金庸的小说及影视。另外,那个时候的娱乐方式比较单调,放在今天,影响不可能那么大。金庸小说被接受的过程,本身也是一面时代变迁的镜子。 羊城晚报:武侠小说被人称为“成人童话”,有些部分的写作似乎有其不合常理处。金庸的小说主要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据说有一次出差的时候,让古龙代写,古龙问有什么要求,金庸说:“不要把主要人物写死了就行。”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陈平原: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因为赶时间,不能停,必定有这样的问题。但金庸小说在结集出版时,都做了认真修订,把太不合理的部分修正了。至于江湖、游侠、武功等,属于武侠小说的基本假设,不能动。不是所有小说都讲究“真实性”的,就像现代派小说里也有倾向于寓言或象征的。京剧表演有各种程式,不能用“写实”的眼光来审视,武侠小说也是这个样子。你必须接受这种程式,或者说“江湖规矩”,否则你读不下去。这与读者的阅读趣味有关,有人非常喜欢,有人深恶痛绝,但没有高低之分。 一个时代的结束 羊城晚报:对于金庸的去世,您感到突然吗? 陈平原:对于金庸的去世,大家其实都有心理准备。这些年,不时传来金庸病危的消息。五年前,电视台找我做专访,已经预录了关于金庸的访谈,估计很多媒体也提前做了资料准备。 两年前,香港举办“我与金庸”全球华文征文比赛,收到近万篇来稿,有商人,有官员,有教授,也有大学生、中学生。换句话说,武侠小说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的读者至今仍有吸引力。某种意义上,这与当下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提倡也有关系。当然不能只从武侠小说去了解中国历史,但金庸的小说确实比其他类型小说隐含了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谈历史、说宗教、讲古琴、聊围棋,很少有小说能达到金庸小说的高度。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人在引诱后代学习中国文化时,往往让他们先从看金庸小说或影视开始的原因。 羊城晚报:金庸的去世对于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平原:金庸的去世,或许可看作一个时代的结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香港文化在大陆引领风骚,而作为其标志性人物的饶宗颐、金庸恰好都在今年去世,一学者一作家,一雅一俗,都是香港特别精彩的文化人。这两个人的去世,很让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