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中国文学不久会完全转向书写城市
来源:中华读书报 | 时间:2018年11月05日
文/丁杨 上世纪60年代末,不到二十岁的金宇澄随时代洪流从上海到黑龙江的农场,一待就是八九年。那段知青生活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成为他写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年轻时热爱文学,很早开始写小说,后来做了多年文学编辑,经手无数或精彩或平庸的文稿。有这几十年人生阅历与写作锻炼、文学鉴赏力打底,他六十岁时写出《繁花》这样成熟的佳作实在是水到渠成,2017年出版的《回望》讲述的是他父母的往事,呈现出他在写作上的更多可能。 今年早些时候,金宇澄的《方岛》《轻寒》《碗》三本书同时问世,其中收入的多为他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方岛》包括九个短篇,《轻寒》则是中篇单行本,《碗》一书比较特别,收入他关于知青岁月一段回忆的同题不同体裁两部作品,《碗》是非虚构,《苍凉纪念日》则是小说。这些文字的写作时间跨度差不多三十年,地域则涵盖东北乡村、江南小镇和上海,与《繁花》《回望》相较读过来,他这些年的写作脉络隐现其中。 此前金宇澄来到北京和作家笛安对谈,活动主题为“制作时间标本的人”,联想到他的写作,耐人寻味又恰如其分。他就是在用文字一点点把时间具体成作品,留下来。金宇澄的写作保持着可上溯至明清话本小说的某种传统,提炼生活经验与见闻,用精心营造的故事细腻刻画人间百态。 在他现在的年纪,写作或画画,仍有热情和悬念,是很难得的状态。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所流露出来的诚恳,理性,从容,和他的写作本身相契合。 中华读书报:这次集中推出的三本书中的作品,写作上其实是早于《繁花》《回望》的,以您资深文学编辑的视角回看这些作品是怎样的感觉?您是那种时常对旧作进行修改和调整的作家吗? 金宇澄:这三本中的《碗》,写于《繁花》之后;《方岛》是中短篇集,内容很有特点,经得起当下读者的挑剔,改动很少;常常改动的旧作是《繁花》,单行本的前十个印次,我每次都有三四张A4纸的修订,责编很不习惯。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作品中,《碗》的个人情感流露是不多见的,这部作品的内容基于您当年在东北插队的记忆,“亲历”以及非虚构决定了《碗》的情感基调? 金宇澄:在我熟知的范围里,即使是非虚构方式,回顾以往,难免叹息,就比如回头看属于我的这一伙人,一路留下来的、积压下来的内容,难免情感意味的流露——发现这些往事仍然堵在某一个瓶颈,没什么答案和出口,仍然引发那么多的波澜。 中华读书报:不过,在这样的非虚构写作中,其实也还有些文学性存在,有些写法也有点小说的味道。您此前在北京与作家笛安的对谈中以《碗》为例,您坦言在非虚构写作中亦有小说写作般的处理。在您看来,如何把握小说写作和非虚构写作间的界限和分寸? 金宇澄:非虚构属于文学的范畴,就该有文学性。其实毫无虚构的非虚构,是不存在的,比如说,记录一件真实的事,完全按照当事人口述实录,也难免有个人的色彩,一经口述、转述,就有了个人色彩的虚构。40年前马蹄溅雪,落在我脖子里的感受,究竟是当时的事实,还是我现今的想象?这界限是说不清了。往往是在抒情部分、描写部分,非虚构方式很容易跨入到虚构领域,这是无伤大雅的。 另外来说,追求一种更大程度的生活真实、文学的真实,可以这样把握。如今我更喜欢非虚构的文字和影像——大概这个时代人人都这样吧,因为每天那么多真实讯息蜂拥而来,那么快捷的网络传递,形成这个时代求真的口味,这不是20年前的阅读需要,是现在的需要。因此说,虚构或非虚构,都不能满足于早前的老标准,要有很多的手法交融,目的是建立一种更真的文学样式。 中华读书报:已成回忆的人生是无法假设的。那几年的东北插队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乃至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金宇澄:对我这个江南上海人,有这个经历,眼界会更宽,也更懂得两地差异,更能体会温暖和寒冷的滋味。 中华读书报:您在对谈中还提到,会尽量在有回忆成分的写作中淡化一些年轻读者不易理解的说法,比如您不太用“知识青年”“知青”这样的字眼。但这些字眼本身就是时代印记的一部分,保留不是更好吗? 金宇澄:“知识青年”已经用滥了,事隔了几十年,假如改用“小青年”“青年”“年轻人”来面对如今的青年读者,应该是更自然、更有对照意味的,也有去除了旧套路、旧尘灰之意,告诉如今的年轻人,这书里讲的并不是他们的父辈,是普通小青年的事,是属于他们懂的范畴——青年和青年,是最相通的。 中华读书报:《碗》和《苍凉纪念日》的同题写作,小说在先,非虚构在后,这是遵从于不同阶段、顺其自然的写作状态,还是有心设计的? 金宇澄:《苍凉纪念日》写于1990年代,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到了2010时会重写一次,而且是用非虚构的方式,直接就来真的。我也根本想不到,会以同一个事件,用虚构和非虚构样式,印在同一本书里,有没有雷同啊?它们确实一点儿也不重复,人物、故事、情绪、风景等等,好像都不一样了。整体来说,《碗》是那么的自由自在,《苍凉纪念日》就显得更单纯了。 中华读书报:和《繁花》相比,写于80年代的《轻寒》今天看来是有些先锋色彩、带些实验性的写作,从《轻寒》到《繁花》,再到非虚构的《回望》,这种题材和叙事方式上的变化,对您来说是必然的吗? 金宇澄:有变化是必然的。《轻寒》的写作年轮,同现在的样式多么不一样,读者可以借此看到当年实验文本运动,有多么影响作者的状态。《轻寒》的样子几乎是《繁花》的反面。两者没任何继承的痕迹,我记得批评家程德培这样说过。 中华读书报:与很多同龄作家相比,您对于网络世界的熟悉和接受程度算高的,就如同当年您是先把《繁花》发在网上的,还会根据网友反馈来进行写作上的一些调整,这样做自然有其必要,但您考虑过其中的弊端没有? 金宇澄:这个问题一直被问,大概只有经历了每天写了就发的作者,才有另外一种体验。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末民初的连载作者,都是每天写了就发的,每天看到读者的反馈。欧洲沙龙的朗读,也是写了一节,一首诗,就念给读者听,尤其长篇的每日连载,作者在第一时间就接触到众多从一而终的读者,就享受无数的读后感,这是一种极奢侈的写作过程。我最近看一老编辑的回忆,1980年代初,在外地为一位作家改稿,当时的出版社,都有专门给作者改长篇的招待所,以我现在的角度立刻就会想,就凭一个编辑的个人意见,作者就改?这“个人意见”不对怎么办?是有风险的感觉。虽然我这老编辑,常常也发表“个人意见”,我竟然也会在作者立场上这样想?是因为我有另一种写作的经历。说到弊端,面壁多年的作者,也是有弊端的。 中华读书报:您在写作上的心态很开放,也坦承是会考虑读者感受。但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阅历的作家和读者之间,差异或者说代沟还是存在的,在写作上尽力缩短或者弥合这种差距是必要的吗? 金宇澄:如果在“了解读者”的情况下写作,应该能更严谨一些。 在我眼里,所谓网络写作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连载。我最大感受是,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读者,网上每天的更新,同时领略到读者的复杂背景和挑剔,让我养成了谨守“熟知范围”的这种叙事姿态——作者的叙事范围,其实都是窄的,哪一天我只要偏移了自己不熟的领域,读者就会提出疑问,就会提醒你,因此我充分感受了“读者比作者更聪明”、读者藏龙卧虎、读者里有一百个编辑老师、他们更懂文学的感受。这种种感受,是面壁写作者完全领略不到的。“为读者写作”,是我在这过程里一直这么想的一句话。 我们的常规就是,作者花了数年写的长篇,经过几位编辑,最后印成了纸书,然后,是开讨论会、朗读会,这些讨论和朗读,其实都集聚了关于作品不少的疑问,但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作品已经印成了书,无法改变了。假如出版社面对一部重要长篇,是在纸书之前,就召开重要的讨论会、朗读会,有没有更实际的意义?但是这可不行啊,作者尊严在哪里啊?我是那种特别爱听意见的作者。 中华读书报:从古至今,上海(或者将范围扩展到江浙沪)始终是“世情小说”作家的沃土,从冯梦龙、凌濛初,到写出《海上花列传》的韩邦庆,再到张爱玲、王安忆,也包括您,再到年轻一代的小白、张怡微等等,对于人情世故、市井民情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微妙关系都写得到位传神,地域环境乃至城市气质是否对此有影响?或者说,您如何看待您的写作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 金宇澄:在我眼里,上海是文学的摇篮和故乡,它感染了几代的作者,等于说希腊文“城市”是“母亲城”之意。上海是我的母亲城。在不远的将来,我感觉中国的文学同样会完全转向城市书写,完全会把城市作为作者的故乡,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对我来说,上海一直是我的故乡,我唯一的写作之源,它从来不是所谓冷酷的水泥森林,几代亲友的痕迹都遍布街道和弄堂的深处,浩瀚深广,绿意盎然,集中了最丰富的性情故事,隐含了最复杂的人声,藏匿无穷无尽的文学悬念,极为动人。 中华读书报:您之前的作品更多是建立在回忆既往的基础上,有没有想过书写此时此刻,就写写眼前的上海? 金宇澄:眼前的上海,是很难写的,除非用非虚构的样式,才可以见到实效。但这不能在书斋里完成,需要作者艰苦的访问和搜集,花费极大的精力和体力,我做不到。但我也一直遐想,如果我要表现生动的当下,能在上海一千个餐桌安置录音机,录他几千盘的饭局带子,记录大上海的芸芸众生、三教九流、无名无姓客人极庞杂的谈资,然后交给打印社,打出大量文字稿,然后,严格采用非虚构要求,分门别类修订50遍,恐怕这就是最有野心最大部头最能反映这伟大城市“乡野调查”式的非虚构巨制吧,真太诱人了。这都是因为,中国式的饭局谈话,最精要也最多彩,每人的言谈,其实都经过了个人思考和过滤,最是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最能体现当下世相和人心——但我只能是这么想想,我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中华读书报:说说您的画吧。《繁花》中就有您手绘的一些插图,等到这三本,从封面到扉页、自画像、内文插图,都是您画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画画感兴趣的? 金宇澄:因为自小喜欢涂涂抹抹,没正经学过美术,《繁花》的插图是我第一次(画插图),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喜欢,我就有了继续画下去的兴趣。今年的夏天我来北京做活动,听雕塑家向京说她不觉得《繁花》的插图有多特别。直到最近她见了这三本新书,才真正表扬了我。所以看来,我一直生活在对《繁花》插图的表扬中,多亏这样的鼓励,让我画到了现在。 中华读书报:您对文学作品中插图的必要性似乎很看重? 金宇澄:是啊,它们的关系向来很紧密。中外的旧小说,几乎是没图不成书的。应该是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插图慢慢式微了。到了如今,出版一本中外小说,出版社不配插图就是最正常的反应。只有少量的文学刊物在做,包括《上海文学》,坚持配插图十多年了。(插图)稿酬低是原因之一。 中华读书报:就从事写作之路特别是“成名”轨迹来看——很早开始写作,多年文学编辑生涯,年过半百以长篇《繁花》为更多读者所知。您的经历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是“异数”。但读过《繁花》,又会觉得您早有准备,或者说之前的阅历、积累决定了这些作品诞生的必然。《繁花》是您的成名作,接下来的《回望》反响也不小,但此后您似乎放慢了写作脚步,为什么? 金宇澄:我是一直没什么计划,等待或者写作,没有时间表,这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大概需要接受某一种影响的激发,才会有最大的动力?现在只能说说长期不写的好处,就是很多内容会集中在某一块,像是等某个时辰那样,准备上的一种无意识状态。我能够总结的,就是有长期当编辑经验、较熟悉一般创作面的情况,还有就是,仔细修订的耐心等等,这些东西慢慢都转为我自己的某种写作守则,大概这样。 中华读书报:您对年轻作家关注得还挺多的,包括这次担任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也集中看了不少作品,以前辈作家的角度,如何看待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写作? 金宇澄:我们都是习惯了用“10”年代来区分作者,很重视代际的区分,但是从大历史角度来看,10年20年的分别,就不会再清晰了,年轻一代和前面这几代作者都会合为一体,即使年轻作者接受了前一代的推动,大家都属于一个时代的写作,受的是同时代的写作影响和推动,比如说获得理想国文学奖的王占黑,她写作上的进退,是表明了年轻一代的写作特征,那么有变通、有承继,因此我对年轻人的写作一直充满信心,是因为这时代的写作基础就摆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