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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跃进:郑振铎的文学理想与研究实践
    来源:《文学评论》 | 时间:2018年11月23日
    文/刘跃进
    引言 1958年10月8日,郑振铎参加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批判会,并准备了一篇发言稿,说:“这次整风,有机会检查自己的缺点,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好处”[1]。文章回顾了自己幼年时的读书情况,“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化,同时说到自己“研究文学是半路出家,没有系统的研究”,惟其如此,有自己的特点,概括而言,有5个方面: 一是“有不少封建文人的文学批评观点”,有好有不好。如对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比较,扬陶抑谢,是好的。但对王褒《僮约》的肯定,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看法,是不好的。 二是介绍新观点,“那就是泰纳的英国文学史的观点,强调时代影响。此外,还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受英国人莫尔干(Morgan)的‘文学进化论’的影响。还受安德路·莱恩(Andrew Lang)的民俗学的影响,认为许多故事是在各国共同的基础上产生的”。 三是“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把很多东西都看作外国的。例如:我认为送子观音是受圣母像的影响;说释迦牟尼的脸是希腊人的脸,还认为唱戏的人在舞台上穿的厚底靴和戴的面具也是希腊悲剧的影响。我特别强调印度的影响,说变文是一切近代文学的祖先,把有唱有说的认为都是变文的影响”。 四是“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五是“把劳动人民的作品和皇帝的作品混在一起谈,没有分清。这主要表现在对待六朝的诗歌论述中”。 在当时,作者是在认真地反省自己一生文学研究的过失。今天看来,这些话又似正话反说,不仅很好地概括了他的文学理念和研究实践,而且,其中一些重要思想,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不过时,甚至,依然还是热门话题。 在这前后,《文学评论》前身的《文学研究》正在组织批判文章,并且已经发排,这就是《文学研究》1958年刊发的两篇文章,一是曹道衡、徐凌云、陈燊、乔象钟、蒋荷生、邓绍基集体讨论撰写的《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另外一篇是邓绍基、董衡巽合写的《对郑振铎先生〈论关汉卿的杂剧〉的意见》[2]。没有想到10天以后,郑振铎率团出访,因飞机失事而离世,国务院将同机人员列为革命烈士,结果,原本是被批判的对象,身份又有变化。于是,就在同一期,编者临时增加“悼念郑振铎先生专辑”,发表郑振铎逝世前两天赶写的文章《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序》[3],并组织吴晓铃、何其芳、王伯祥、余冠英以及苏联专家艾德林、波兰专家亚奈士·赫迈莱夫斯基等人撰写纪念文章。最后还附有吴晓铃编《郑振铎先生撰著编译目录初稿》等。 郑振铎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都与文学事业、与文学研究所工作密切相关。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文学评论》刊发朱文华撰写的《郑振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贡献——纪念郑振铎先生诞生一百周年》(1998第6期);在他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杨义、邵宁宁合著《献身中国文艺复兴的卓越先驱——郑振铎论》,我也撰写《西谛书话的启迪》(并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并与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纪念会。 今年,是郑振铎诞辰120周年、逝世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国家文物局委托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学术纪念活动,隆重纪念这位“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李一氓语)。在我看来,郑振铎所以被人广泛尊重,首先是他的为人,他的做事,还有他的文学理想、研究实践,以及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等方面。另外,他创办了文学研究所,为中国文学研究事业开创了新局面。 一 郑振铎的文学理想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龙8国际娱乐pt官方网站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从此,他的文学思想发生重要变化。 (一)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 19岁那年,他根据《古今文综》编《论文集要》,这是他从事纂集工作的开始。那个时候,他更多地关注文学资料本身,想走传统学问的路子,他读《诗经》,用朱熹《诗集传》,又读《毛诗正义》,再读《〈诗经〉传说汇纂》等,结果发现,各种解说,辗转求证,治丝益棼,使人不知诗意所在。于是很想为《诗经》作新注,为《楚辞》作集解,并注意到《文选》等总集。为此,他先后收集《诗经》各家注本七八箧,说《诗》之书三百余种,《楚辞》各家注本二大箧,连类而及,又集得《文选》各家注本数十种。 正当他博览群籍、准备开展深入研究的时候,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勃然兴起,他也受到强烈震撼,越发感到改变过去的文学观念迫在眉睫。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起草《文学研究会简章》,将文学艺术当作一种事业,要为人生、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他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无不贯彻这一重要思想。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文学创作方面,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在文学研究方面,他在《小说月报》上开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亲自撰写《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反思整理国故的意义。他后来曾以鲁迅的辑佚工作为例做了说明。他说,鲁迅生平最看重学问,却看不起那些近似不食人间烟火的“校勘家”“目录家”,因为他们所致力的不是“学问”本身,而是为“书”所奴役,是无目的的工作[4]。显然,在郑振铎心目中,所谓“新”,就是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境界;文学艺术要有人、有社会、有鲜活的时代脉搏的跃动。 在当时,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那些所谓精致的小品、庙堂文学,无病呻吟,装腔作势,没有生命力。1934年6月2日鲁迅致郑振铎信说:“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对此,郑振铎深表赞同。大革命失败后,他曾旅居巴黎,在各大博物馆,看到流失海外的敦煌宝藏,其中有很多平民文学史料,为之震撼,真正意识到文学的生命在民间。1932年,他撰写著名的《从变文到弹词》《宋金元诸宫调考》等,认为后世说唱文学深受变文影响,甚至主张变文为近代文学的祖先,将平民文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1933年,他在《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中再次强调指出,大众文学生于草野,原本不登大雅之堂,却往往由草野而攀登了庙堂。这种草野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为此,他花费很长时间收集这类作品。每得珍品,都要公之天下。他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珍稀资料要拿出来供学术界研究共享[5]。他把自己多年收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纂出版《元明以来杂剧总录》《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和《西谛所藏散曲目录》《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影印《玄览堂丛书》《清人杂剧》《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最重要的是主持编纂《古本戏曲丛刊》一至四集[6]。 (二)整体的文学观 1922年,年仅24岁的郑振铎就提出“文学的统一观”问题,倡导世界文学观念。他认为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片段的、局部的,知道一个人的文学,却不知道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学,却不知道它的前面的来源和后来的结果;知道一个地方的文学,却不知道它与别的地方的关系,它所影响于别人,或是它所受于人的影响;知道一种的文学却不知道别的文学的详细。如此,研究文学的人,对于文学不能有全体的统一的观念。他发现,文学是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虽因地域的差别,其派别、其色彩,略有浓淡与疏密之不同。然其不同之程度,固远不如其相同之程度。因为人类虽相隔至远,虽面色不同,而其精神与情绪竟是几乎完全无异的[7]。因此,研究文学,与一切科学、哲学一样,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研究中国文学,就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去观察,去比较。 他很早就注意到林琴南的翻译,对世界文学充满探索的愿望。22岁,他撰写《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1921年)、《十四年来得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家》(1922年)、《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1920年),23岁撰写《一九二一的得诺贝尔奖金者》(1921年),25岁又写了《得一九二三的诺贝尔奖金者夏芝》(1923年),还亲自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就在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在《文学研究》上发表《瑞典女作家格洛浮》。在追踪世界文学潮流中,郑振铎深深地意识到,人类创造的文学艺术,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割裂开来。1935年,他组织发起《世界文库》编纂工作,在发刊缘起中写道: 文学史在一般历史里却是最没有血腥气的。伟大的文人们对于人群的贡献,是不能以言语形容之的。他们不以掠夺侵凌的手腕,金戈铁马的暴行,来建筑他们自己的纪念碑。他们是像兄弟似的,师友似的,站在我们的前面,以热切的同情,悲悯的心怀,将他们自己的遭遇,将他们自己所见的社会和人生,乃至将他们自己的叹息,的微笑,的悲哀,的愤怒,的欢悦,告诉给我们,一点也不隐匿,一点也不做作。他们并不在说教,在教训,他们只是在倾吐他们的情怀。但其深邃的思想,婉曲动人的情绪,弘丽隽妙的谈吐,却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亚历山大帝过去了,查理曼大帝过去了,拿破仑过去了,秦皇、汉武过去了,唐太宗、明太祖过去了;他们以同类的血肉和骷髅,悲愤和眼泪,成就了所谓英雄的视野,所留下的却只是芜城荒丘,涂抹着血红似的夕阳残照,而给我们的可怕的留血的纪念耳。[8]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没有国界,它所反映的应当是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普遍追求,具有永恒的价值。早在1923年,郑振铎就开始撰写《文学大纲》,1924年1月起陆续发表。1927年结集出版时,不过29岁。这实际上是一部世界范围的比较文学史。作者专门介绍了《圣经》的故事,认为《圣经》不是一部书,乃是许多书的总集。《旧约》是希伯来民族在千年间所产生的最好的文学。《新约》则包含“不是一国的而是一种运动的”文学,更是一部希腊文作品的总集。《文学大纲》在介绍外国文学同时,特别注意比较欧州之外的文学发展。譬如在论及中世纪欧洲文学时,作者指出,所谓中世纪的欧洲,通常系指自公元410年罗马被阿拉列率领西哥德人攻陷时起,至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时止的那一个时代的欧洲。在这1000多年间,欧洲的景象是时时的战争、瘟疫、饥荒,平民常有不胜诸侯贵族的暴虐与压迫。这个时期的欧洲文学,正处在黑暗时代,除《神曲》及诸国民歌外,重要作家极少,作品也不多。而中世纪的波斯,却处在一个黄金时代,诗的天才,发展到登峰造极。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东方的中国。作者专辟“中世纪的中国诗人”,认为从南朝后期到明代中期,是文学的鼎盛发展的时期。后来,他撰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中世纪文学开始于晋的南渡,而终于明正德时代,其时间跨度约1200余年(公元317—1521年),是中国文学的辉煌时代。这一观点,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站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文艺复兴,其意义就凸显出来。自圣奥古斯丁死后,600余年间,欧洲是被包裹在一层智慧黑暗的雾里,古代的学问仅被保存在几个僧院中。从公元15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欧州文学的再生时代。从世界文学的比较眼光看,在遥远的东方,是否也存在着这样文艺复兴的历史时期呢?我们不妨做进一步的探索[9]。 (三)比较的方法论 1922年,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一文中指出,清理中国文学,除了要有文学统一的观察外,还需要用比较和归纳的方法[10]。在《文学大纲》中,面对着东西方文学在中世纪的巨大反差,郑振铎依然“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宏阔的问题。在谈到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时,他特别强调了印度文化的影响。他说,此前的中国本土文学,主要是辞赋、四五言诗、还有散文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土,《四十二章经》的翻译,安世高、鸠摩罗什等大德高僧的传经布道,法显、玄奘等人的西天取经等,推动了南北朝至唐代佛教文化的兴盛,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譬如音韵学研究,就是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而兴盛起来的。《颜氏家训·音辞篇》、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郑樵《通志·六书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书都说到的汉末以来流行的辨声之法(如反切)始于西域。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著名的“四声八病”说也与印度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这些,可以在《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中找到新的证据[11]。郑振铎还指出,印度的作品,开头往往是“如是我闻”,汉译出来恰正是“却说”“话说”之意。他们每当形容或论断一个事物,必要引古诗句或谚语为证,恰正如我们之小说家,常常用“正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样的成语。后世的戏曲小说、变文佛曲、弹词鼓词、民间故事之类,也多如此。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的诗歌和散文之外,又产生出许多新的文体,如变文、诸宫调等。总之,在这1200余年间,几乎没有一个时代与印度文化绝缘。 郑振铎重视文学比较的意义,却不主张用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他认为,取一片一段的文学做比较,还不是文学的整体研究[12]。后来,他逐渐修订自己的看法,由文学进入历史学,进入考古学,在多学科比较中,看到了比较文学的意义。事实上,他的《汤祷篇》就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开展研究,获得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实际上是比较文学领域最早的拓荒者之一[13]。 二 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 “五四”运动前后,郑振铎受到新思想的浸染,创作小说,撰写杂文,介绍西方文学,整理传统国故,表现出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宽广视野。郑振铎的兴趣很广泛,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追求,又有他的聚焦点,即对一切表现人类美好心灵的文学艺术作品情有独钟。譬如他生命中最后一部著作就是《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14]。当然,在他涉猎的所有学科中,自始至终,倾其毕生精力的,还是文学史研究。他的文学理想,他的学术实践,都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得到充分展现。《文学大纲》是世界文学的比较发展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表现出他对木刻版画艺术的深刻理解,《中国俗文学史》则贯彻了他的大众文学思想以及文学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崇高理念。 (一)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 早年,郑振铎接受进化论的观点,认为文学史研究不仅要指出某部作品的价值及该作品在某一时代或某一地方所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任务还在于,要注意把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人种影响下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人类思想情绪的进化与变异痕迹充分展示出来[15]。30年代,他发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继续阐述这种主张,认为文学研究要注意作家、作品、时代、文体几个方面,尤其要注意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一个时代的进化观念。这一文学主张源于泰纳(Taine,1828-1873),强调文学研究要注意种族、环境、时代三个要素。所谓种族,是指一个民族在生理与遗传学意义上所具有的性格、气质、观念等体现出来的本质特征。所谓环境,是指塑造人类性格的外部力量,包括地理位置、气候状况等。所谓时代,是指一个种族中所有过去经验的积累[16]。从总体上说,大体不出进化论范畴,在当时自有其进步意义。譬如,从时代环境来看文学作品,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就超越了以往有关《金瓶梅》的研究,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长期以来,《金瓶梅》被视为淫书,历来评价不高。郑振铎则入木三分地看出《金瓶梅》“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她相提并论”。这是因为,《金瓶梅》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了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这是把《金瓶梅》作为社会史资料来看待。更何况,《金瓶梅》的社会并不曾僵死,其中的人物们至今还活跃在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17]。就我目前所看到的材料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瓶梅》研究,从总体上来说,似乎迄今还没有能出其右者。 抗战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阐明文学史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明确指出,撰写文学史,“原则之一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服从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关系的改变。而生产关系的改变,便影响了上层建筑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等等,人类的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的面貌也就随之而改变了。‘历史’就是记录和表现这些‘改变’或发展的。文学史乃是历史的一部分,乃是记录文学创作这种上层建筑的发展过程的,她乃是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原则之二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既然是服从于基础的改变,故一般的发展规律,是没有例外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的特殊性”[18]。既注意到决定文学艺术发展的经济、社会的普遍因素,又注意到一个国家、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见解更加圆融深刻。 (二)中国文学分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杜威等人的文学分类法在中国影响很大。诗歌、戏曲、小说、论文、尺牍、讽刺文与滑稽文都还可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对应作品,而演说及杂类就很难对上号。为此,郑振铎最初将中国文学分为6类,试图有所突破:诗歌(包括韵文的与散文的)、小说、戏曲、论文、个人文学(尺牍、自叙传、回忆录、日记、忏悔)、杂类等。后来增加到9类:总集及选集、诗歌、戏曲、小说、佛曲弹词及鼓词、散文、批评文学、个人文学、杂著(包括演说、寓言、游记、制义、教训文、讽刺文、滑稽文)等。这种分类虽然不及一般文学史分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四类那样明晰,但是他注意到总集与选集,注意到佛曲弹词及鼓词类,最具新见。中国早期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过总集和选集保存下来的。譬如《诗经》《楚辞》就保留了先秦时期的重要诗歌作品,已经成为经典。《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是留存至今的唐代以前最重要的两部文学总集,是唐前文学研究的渊薮。论及中国文学,是不能不从总集和选集开始的。更何况,中国文学总集和选集,并非只是文学作品的简单堆积,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用意和精微的文学批评,是文学经典化的一个重要环节。鲁迅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19] 至于佛曲、弹词及鼓词,更是以往文学史所不曾涉及的内容,就是在今天的文学史著作中,这类作品也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20]。作者将他们归为一类,确实与众不同。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郑振铎将俗文学分为五类。第一类: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敦煌歌谣收录其中。第二类:小说,专指话本。包括短篇的三言二拍、长篇的讲史、中篇单行的。第三类:戏曲,包括戏文、杂剧、地方戏等。第四类:讲唱文学,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第五类:游戏文章,有散文有辞赋,如《僮约》《燕子赋》等,皆为首创。 (三)文学史的新资料 郑振铎所以关注佛曲、弹词、鼓词以及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与20世纪文学史资料的新发现密切相关。如前所述,20年代后期,郑振铎游学欧州,在各大博物馆看到很多流失海外的中华文物,特别是敦煌千佛洞所藏古代写本,给他很大震撼。敦煌写本中除民间俗曲、写本佛经及词调外,还有《舜子至孝变文》《目连救母变文》《降魔变文》等,“自其上皆明书‘变文’,始知变文即其本名”。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种韵散兼并的文体,直接影响到宝卷、弹词、鼓词、诸宫调等讲唱文学体裁的发展。正如作者所说,“变文是一切近代文学的祖先”,“改变了一个方向,那便是不袭用‘梵呗’的旧音,而改用了当时流行的歌曲来作弹唱的本身”[21]。受此启发,他特别关注新资料的发现和应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指出,韦庄的《秦妇吟》,让人们了解到唐末混乱的时代。屠隆《修文记》传奇在乱书堆里被搜出,可以使我们对于明代三教混合运动有所了解。还有向来无人注意的《林子全书》《混元教宝卷》一类的东西,让善良的人民看到,那些别创一教的野心家,是如何利用旧形式给平民输灌教义,改造思想[22]。1932年,郑振铎撰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新资料加以论述,别开生面。同时,他又注意避免胡适《白话文学史》研究的缺陷:“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只是白话文学的发展。执持着这样的魔障,难怪他不得不舍弃了许多不是用白话写的伟大的作品,而只是在发掘着许多不太重要的古典著作。”[23] (四)文学史的新视野 新资料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固有格局。1938年,郑振铎出版《中国俗文学史》,开宗明义就从俗文学定义开始,认为除诗与散文外,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可归到俗文学范围里去,成为中国文学史的骨干。他认为,中国俗文学有六个特质:一是大众化,二是无名的集体创作,三是口传性,四是鲜活与粗鄙并存,五是想象力丰富奔放,六是善于引进新东西。 20世纪初对于平民文学的重视,引发了学术界对民俗、民间文学研究的热情。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都对民俗学与人类学抱有兴趣。周作人有《童话研究》,茅盾有《神话研究》,郭绍虞有《谚语的研究》等。郑振铎早年翻译《民俗学浅说》,发表《再论民间文艺》《民间文艺的再认识问题》等重要文章,凭借着希腊神话学的修养,为民俗文学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后来,他创办文学研究所,将民间文学研究列入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三 开创文学研究事业新局面 1952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前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郑振铎受命筹建文学研究所[24]。就像30年前成立文学研究会一样,从1952年筹备到1958年离世,在何其芳的协助下[25],郑振铎积极制定工作计划,组织系统研究,为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发展,为中国文学研究事业付出大量心血。 当时,他兼任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所长,首要任务就是延揽人才。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科研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如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杨思仲(陈涌)、吴伯箫、毛星、朱寨、蓝天、井岩盾、卞之琳、曹葆华等。第二是来自高校或相关机构,如钱锺书、余冠英、孙楷第、王伯祥等。第三是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如曹道衡、樊骏以及稍后进所的邓绍基、陈毓罴、刘世德、张炯等。我们从一些资料看到,为加强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学术力量,郑振铎、何其芳等竭尽全力,吸引人才。清华大学外文系钱锺书、罗大冈、中文系余冠英、北京大学中文系俞平伯、孙楷第等知名教授,上海的王伯祥,天津的范宁(原在天津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还有吴晓铃、力扬(原在马列学院教语文)等先后调入文学研究所。读郑振铎《致唐弢》《致夏鼐》等信,劝说二人来京工作,殷勤备至。如致夏鼐:“弟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的作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26]《王伯祥日记》也多次谈到郑振铎劝其进京工作的情形。 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图书资料建设。郑振铎嗜书如命,用他自己的话说,“爱得弗得了”。西谛藏书始末及其价值,赵万里《西谛书目序》[27]、冀淑英《辛勤聚书的郑西谛先生》[28]等文有详尽介绍。我在《西谛书话的启迪》一文中还借此探寻郑振铎的问学路径及其藏书特色。最初,他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和责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抢救古籍,视图书为国家珍宝。文学研究所成立时,他把图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强调“以专为主,精中求全”。从《致张寿镛》(号约园)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注意到宁波近现代著名藏书家张寿镛的藏书。据《王伯祥日记》1953年4月16日载:“接西谛书,送到张约园捐赠书目两册,嘱为文学研究所挑留若干。圈识之并转平伯再选之。”翌年,张寿镛后人张芝联(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将约园两千余种藏书售予文学研究所,奠定了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基础。 1957年,郑振铎建议成立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请钱锺书担任主任,委员如吴晓铃、范宁、汪蔚林等,都是古籍研究的行家里手。他们积极购书,为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经过不断扩展,目前藏书已达16万册。其内容除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图书之外,主要为文学类,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29]。2008年,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郑振铎、何其芳那一代学者的高瞻远瞩。郑振铎不仅注重文学研究所的古籍收藏,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还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统筹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30]。 郑振铎、何其芳都是现代作家,很注重新文学作品的收藏。周作人著作的早期版本、俞平伯20年代的著作、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以及闻一多的佚著《古瓦集》等,均已成为相关作家或诗人研究方面的稀见珍本。此外,图书资料室还藏有1919至1949年中国出版的文学期刊1780种,如首倡中国新文学的刊物《新青年》(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新文学第一个诗歌专刊《诗》,大型文学月刊《小说月报》《少年中国》《每周评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刊物《前哨》《北斗》等现代重要的文学刊物,在这里都有完整的保存。 郑振铎、何其芳还把图书馆作为培养科研人员的基地,提出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首先要做一年图书资料工作,把图书文献工作与科研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很好的人才培养的办法。 第三项重要任务是制定详尽的科研规划并付诸实施。如前所述,文学研究所的创办,是中央人民政府前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的,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文学研究所成立以来,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政治活动,既要服务大局,又要区分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在郑振铎、何其芳等领导下,文学研究所较好地处理两者关系,为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文学研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是郑振铎年轻时的理想追求。但他知道,这种服务,一定要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建所之初,下设中国古典文学组、中国文学史组、西方文学研究组、现代文学研究组、文学理论研究组、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组等。经过几年摸索,文学研究所逐渐明确了发展方向。1957年12月,文学研究所召开若干会议,就文学研究工作如何密切联系实际,开展为期17天的大辩论,郑振铎、何其芳到会听取意见。最终形成10年内全所性的七项任务:(一)研究我国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二)研究并编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三)编选出一些中国文学的选集和有关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四)外国文学方面,研究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并将研究成果按照时代编出一些论文集,为将来编写外国文学史做准备;(五)编订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每部作品都冠以帮助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的序文;(六)研究文艺理论,并编写出一部较为通俗、结合中国实际的文艺学;(七)编订汉译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31]。 在上述工作计划中,文学研究有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是文学史(古代、现代、当代)研究方向,二是中外文学理论研究方向,三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方向。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一直为郑振铎所关注,也是何其芳的兴趣所在[32]。在他的理想中,文学史不仅要打通古今,包含各种文体,更要展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辉煌。《郑振铎日记》1958年4月30日载,那天他到文学研究所,与大家讨论编辑中国文学史编事,“期以三年,必当成之。其特色为包括到当代为止,且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他自己撰写过多种文学史,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更希望组织各行专家,撰写一部综合性的文学史。后来,余冠英、钱锺书、范宁等人主持编纂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祁连休等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张炯、樊骏、邓绍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郑振铎的遗愿,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译介方面,郑振铎、何其芳很早就制定计划,系统翻译介绍希腊戏剧、易卜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莫里哀戏剧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的小说、诗歌等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33]。 关于中外文学经典研究,郑振铎有着庞大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等。根据陈福康《郑振铎年谱》记载,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就提出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的设想。直到他逝世那年,“丛刊”完成了四集的编纂。前三集收录元明清南戏传奇,每集各计剧目100种。与前三集不同,第四集专门收录元明二代杂剧,收录杂剧总集8种,共有370多个剧本,以元人杂剧为最多,凡传世的元杂剧,几乎搜罗殆尽。此后60年间,《古本戏曲丛刊》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尽管中间历经波折,余下的几集,即将划上圆满句号。 1932年,郑振铎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序说,他曾发愿写作一部《中国小说提要》,并付诸实践,陆续在报刊发表若干提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出版,部分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也留有遗憾,只是“专载以国语文写成的‘通俗小说’,而不录‘传奇文’和文言的小说”。郑振铎很希望有所弥补,并编纂《古本小说丛刊》。所有这些遗愿,文学研究所同仁都已一一实现[34]。 第四项重要工作是文学普及工作。1953年10月21日,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论述了文学普及工作的意义及其难度。他认为,做好古典文学注释必须经过三个步骤:首先广泛搜集异本,掌握丰富的版本知识,辨明是非。第二是把异本加以整理,去妄存真。第三是注释文辞,理解内容。1957年,他又发表《整理古书的建议》,提出整理古书的三个阶段。第一,选择最好的,即最正确、最可靠的本子,加以标点(或句读),并分别章节,加以必要的校勘,附以索引。这项工作看似为“章句之儒”的事业,却非大师们亲自出马不可。第二,把那些重要的古书,凡是有“注”的,或别的书里注释或说明它的一篇一章、一节一语的,或批评到它的某一篇、某一句的文章,全部搜集在一起,作为集注,像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或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就是这样的著作。第三才是“新注”,要有新的解释、新的研究。可见,古籍整理与普及工作,对参与者有很高的要求,深厚的学养、细致的态度,长期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 文学研究所刚刚筹划建立的时候,最初的工作就是计划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王伯祥日记》里详细记载了郑振铎、何其芳等人精心策划《诗经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等选注工作。由此得知,每一部书的编纂,从篇目的确定,到注释的推敲,都经过反复打磨,然后内部油印,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广泛征求意见。经过这样几个回合,才最后定稿,公开出版。这样的书,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多数印行在数十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35]。 文学研究所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中发挥过积极引领作用,这与首任所长郑振铎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的卓识远见和有效组织密切相关。 余论 郑振铎的启示 最初,郑振铎希望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不愿浪费时间。他在《蛰居散记·忆愈之》中说:“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最怕开会。”但是,当民族危难来临时,当国家工作需要时,他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民族文话·自序》(1946):“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用学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说易行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热切希望“鲁艺”的学员走出小“鲁艺”,投身到大“鲁艺”中,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贡献给社会和人民。其实,郑振铎做到了这一点。胡愈之《哭振铎》说:“你的雄心是要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松懈你的干劲。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但是更值得怀念的是你的爱国主义热情,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正义感。”而这,正是郑振铎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1]这篇讲稿,后人整理题为《最后一次讲话》,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郑振铎全集》亦编入第3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所引郑振铎文章均出此集,仅注明册数、页码)。编者注:这是郑振铎一生中,最后一次在正式会议上的讲话。陈福康《郑振铎年谱》载日记:“七时半,到文研所,和何其芳同志谈了一会。八时半,作自我检讨。”《王伯祥日记》1958年10月7日:“明日整天须开会批判西谛著作云。”10月8日:“八时一刻迳上三楼会议室,西谛、其芳、棣华、冠英、平凡、介泉、大冈等诸人俱集入座,即开会。冠英发言,请西谛就学术观点自我批判,滔滔历二小时,抵午乃毕。” [2]陈福康《郑振铎年谱》1958年10月13日引郑振铎日记:“七时半,到文研所,参加座谈会。关于学术思想的批判,是十分重要的。有批判,才能提高。” [3]陈福康《郑振铎年谱》1958年10月16日引郑振铎日记:“六时半起,到部办公。写《古本戏曲丛刊序》一篇。”翌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因飞机失事去世。这是郑振铎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4]郑振铎:《鲁迅的辑佚工作》(1938年),《郑振铎全集》第3册,第553页。 [5]《蛰居散记·记吴瞿安先生》说吴梅“没有一点秘密,没有一点保留。这不使许多把‘学问’当作私产,把珍奇的‘资料’当作‘独得之秘’而不肯公开的人感到羞愧吗?假如没有瞿安先生那末热忱的提倡与供给资料,所谓‘曲学’,特别是关于‘曲律’的一部分,恐怕真要成为‘绝学’了。”《郑振铎全集》第2册,第444页。 [6]南江涛《论郑振铎对戏曲文献整理出版的贡献》(待刊)介绍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根据郑振铎收藏,或以他藏书为主而编纂的戏曲方面的丛书有《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全25册)、《苏州博物馆藏古吴莲勺庐戏曲抄本汇编》(全48册)、《国家图书馆藏〈西厢记〉善本丛刊》(全20册)、《郑振铎藏珍本戏曲文献丛刊》(全70册)等,嘉惠学林。 [7]《文学的统一观》(1922年),《郑振铎全集》第15册,第139页。 [8]《郑振铎全集》第15册,第366页。在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如钱锺书《谈艺录序》就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9]参见卢兴基:《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郑振铎全集》第6册,第8页。类似的观点,早在1914年,胡适留美期间就认为,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是中国思想界“起死之神丹”。见《胡适留学日记》,转引自陈广宏《文学史之成立》第三编《概说》。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强调一代有一代文学,“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11]参见拙文《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12]《文学的统一观》,《郑振铎全集》第15册,第139页。 [13]周予同:《汤祷篇·序》(1957年),见《郑振铎全集》第3册,第574页。 [14]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郑振铎全集》时,收录此书,但是没有图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图文并录,前有陈福康的导读。 [15]《文学的统一观》,《郑振铎全集》第15册,第147页。 [16]《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迳》,《郑振铎全集》第5册,第283页。 [17]《谈〈金瓶梅词话〉》,《郑振铎全集》第4册,第225页。 [18]《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郑振铎全集》第6册,第86—87页。 [19]鲁迅:《选本》,《鲁迅全集·集外集》第7册,第138—1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0]相比较而言,《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论及明清部分,对民间讲唱文学有较多论述。 [21]《中国俗文学史》第八章,《郑振铎全集》第7册,第354页。 [22]《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郑振铎全集》第5册,第488页。 [23]《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郑振铎全集》第6册,第87页。 [24]《王伯祥日记》1953年2月22日正月初九星期日:“十二时半乘三轮赴黄化门西谛家,平伯已在。盖约同附车出城也。时西谛适出午饭,俟至一时三刻许乃返。共载出西直门,过海甸迳赴北大临湖轩,已二时廿分矣。宾客同人到者六十余人。晤雁冰、周扬、锡予、蒋荫恩、冯至、其芳、积贤、觉明、默存、杨绛、余冠英、曹靖华、罗大冈、曾昭伦等。二时四十分开会。西谛主席,雁冰、昭伦、周扬、锡予、觉明、平伯先后讲话。六时十分始毕。” [25]《王伯祥日记》1952年11月9日:“八时四十分共乘西谛汽车出西直门迳赴北京大学(燕大原址)临湖轩开会,晤何其芳、钱默存、杨季康、孙子书、余冠英、卞之琳、罗彦生、罗大冈诸人及王积贤、杨君(二人俱为秘书工作者)。由西谛其芳报告文学研究所筹备工作,并通读工作计划及组织系统研究大纲等。草案修正通过,再由积贤报告。”何其芳1958年撰写的《悼念郑振铎同志》有所说明:“和他有较多的接触却是在一九五二年筹备成立文学研究所和一九五三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以后。” [26]《致夏鼐》(1949年11月10日),《郑振铎全集》第16册,第227页。 [27]《西谛书目》,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28]《冀淑英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29]目前馆藏宋元版书14种,明刊本2100种,另有数种稀见明版家谱。所收小说,更是多达600多种。诗文集方面的收藏最为丰富。所收藏的弹词有400多种,宝卷有300多种,就数量及版本价值而言,国内外同类收藏中似无出其右者。 [30]对此,《王伯祥日记》对此多有记载。事实上,1956年,文化部就向中央宣传部呈送《关于我国古籍出版工作规划的请示报告》,提出加强这项工作。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58年2月9日,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在政协礼堂开会,正式成立。这一天,王伯详日记载:“济济一堂,殆百许人。”如陈垣、余冠英、何其芳、赵万里、徐调孚、叶圣陶、邵循正、周谷城、杨晦、林庚、游国恩等。九点半开会,齐燕铭主持。周扬做报告。1958年2月10日记录到政协开会,“燕铭致西谛说明文学书目起草经过,伯赞说明历史书目起草经过,梓年说明哲学书目起草经过。”此后60多年,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工作,齐涣心《不能忘却的纪念》(《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17日)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31]罗大冈《小兵怀念将军——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何其芳同志的感情》,王平凡《忆何其芳同志如何领导科研工作》,并收入《衷心感谢他——纪念何其芳同志逝世十周年》。此外《文学研究》下年第1期的“学术动态”栏目发表题为《关于方针任务问题的辩论》,对此做了回顾。 [32]戴燕《王水照:文学史谈往》说:“何其芳哲学系出身,不是搞古代文学的,但他一直有志于要编一部文学史,所以最早成立文学所的时候,古代文学方面有两个研究室组,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一个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组。他自己兼文学史研究组的组长,是想写一部文学史的。”载《陟彼景山》,中华书局2017年版。 [33]1959年,在何其芳倡议下,由叶水夫牵头,编辑出版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制定了三套名著丛书的编选计划,包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120种,《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12种。从1958年到1964年4月,已出版36种。1963年,还专门成立《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后来,这项编译工作移交给刚刚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负责。 [34]刘世德主编《古本小说丛刊》收录中国古代小说珍本、孤本、善本凡170多种,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35]当时各种选本,从始至终,都是集体讨论,《王伯祥日记》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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