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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年后如何续写《中国文学史》
    来源:光明日报 | 时间:2018年12月05日
      文/杜羽
      199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书影。资料图片   1963年,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64岁。这一年,他与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此后的30余年间,该书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   199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63岁。这一年,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此后至今的近20年间,这部教材广为全国各高校所选用。   十年、二十年之后,当今天的中青年学者年至花甲,进入学术成熟期的他们,将如何书写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史?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程苏东提起了袁行霈的判断:一部优秀的文学史,代表着一代人的知识趣味、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其理想寿命大概是三十年。因此,若干年后,必然会出现新的文学史。   “如果真有一天,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能做好准备吗?”程苏东有些忐忑。   面对继承、突破、创新的学术使命,不少中青年学者像程苏东一样:忐忑,甚至困惑、焦虑。与此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些已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学人,对学术的情怀犹在,锐气犹存,思考仍在继续,脚步未曾停歇。   1.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   “我们四十岁左右的人生历程与改革开放几乎完全同步,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走入研究领域的时间多在21世纪以后,显得相对滞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叶楚炎提出,21世纪以后入行的学者,固然可以“坐享”近百年来古代文学领域内积累起来的丰硕成果,但换个角度看,这也就意味着陷入无荒可拓甚至只能亦步亦趋的尴尬境地。   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程苏东发现,在他所专注的先秦两汉范围内,“《庄子》的散文艺术”“《史记》的叙事艺术”之类的重要文学问题,已经被前辈学者论述得非常充分,于是他一度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文学转向经学。   当前辈学者的“跑马圈地”告一段落,后辈学者的“精耕细作”则是必然。如今,古籍数据库的涌现,域外汉籍的回归,文献整理出版的加速,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也使旧材料的检索、利用更为便捷,为“精耕细作”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过去,《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真伪,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话题。根据新发现的《〈儒林外史〉题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志良得出了“我们可以确信这一回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的结论。这被视为利用新材料取得新突破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做博士后时,合作导师让我做‘《陶渊明集》研究’这个课题。我当时整个人是慌的。《陶渊明集》研究,前有袁行霈先生那座高峰,我们怎么爬过去?”随着研究深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蔡丹君发现,过去的《陶渊明集》研究更加看重时代更早的宋代刻本,却忽略了对传播陶渊明作品起到重要作用的明代、清代刻本,而且学界没有对前人的文献整理工作进行追根问底的思考,“我们去看宋递修本的《陶渊明集》,其中有一页与其他页不一样,明显是补进去的,它是从哪儿来的?像这样在我们眼皮底下的问题,从没有人讨论过。”   在有些学者为寻找研究题目而犯难的同时,主要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卞东波,却在感慨题目多得做不完。   “域外所存的汉籍资料可以用‘海量’来形容,目前已经影印与整理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卞东波看来,域外汉籍与古代文学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也是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跑马圈地式的浅层次开荒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更不会导致学术研究领域和论题的枯竭。学术研究没有止境,研究领域和论题也决不会有枯竭的一天。”许昌学院副教授姜荣刚认为,“我们不仅不应对未来悲观,反而应该更加充满期待。”   2.从“干巴巴”到“人情味”   “我们都是抱着对文学的热爱来到中文系,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鹏飞道出了很多学者的“初心”。不过,真正走进学术圈,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研究不得不与文学渐行渐远。   当下学界关注“文献”太多,关注“文学”太少,是让中青年学者离文学越来越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梳理了近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脉络:80年代初,艺术分析成为热点;1985年,转向方法论研究;90年代,方法论退潮,文献整理与研究“井喷”;2011年,开始呼吁文学研究要以“人”为中心。   不可否认的是,90年代文献“井喷”的影响波及至今。刘跃进观察到:“学者在申请一些重大项目时,课题如果沾上‘文献’,就容易通过,而且文献整理的规模越大越好。”查看一下不久前公布的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在古代文学领域,“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等与“文献”相关的项目着实不少。   “对作者、文献、时代背景等客观知识的研究当然是特别必要的,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但是现在太多的研究就停留在这个地步。”阅读了近年来发表的大量论著,李鹏飞认为,文学的研究不应该完全是这样,“不仅和我同辈的学者,很多年轻的硕士生、博士生也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虽然文献的整理出版日益丰富,但文献的利用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吴真注意到,近来在权威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作者提出自己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其实,1938年学者就发掘了这些材料。   “这些文献已经发现80年了,为什么今天的学者在研究时还认为是新材料呢?”吴真指出,近些年,在她所从事的古代戏曲领域,以往堪称罕见的海内外古籍大量整理出版,但学界并没好好消化这些“井喷”式涌现的文献,“几十年积攒下来一屋子的砖瓦,我们要用它们来建造什么样的学术大厦?”   现在,吴真日渐认同一些前辈学者的看法:文学研究最本位的关注点还是应该指向“人”,“具体到戏曲研究中,就是社会制度中的人、历史事件中的人、地方文化网络中的人、演剧环境中的人,是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活动构筑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为什么有的研究看起来干巴巴?为什么有的研究充满了人情味?几年前,刘跃进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研究文学史,如同研究历史一样,中心还是人。研究者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所谓了解的同情,大约在此。”   如今,刘跃进的观点引起越来越多中青年学者的共鸣。对于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新文学史,人们或许可以有这样的期待:更为真切的人文关怀,更多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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