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杨庆祥 　　赵天成：各位下午好，这是我们联合文学课堂特别的一期——“‘90后’，新的文学想象在生长”。这一次很高兴请来三位非常重要的青年作家，也是我们联合文学课堂上平均年龄最小、非常具有活力的一次。首先很感谢三位作家，特别是远道而来的庞羽。这一次我们的组织形式不太一样，是我们的“同代人团队”阅读了二三十位“90后”作家的书，从中选择了三位他们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郑在欢、李唐和庞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么下面就先请三位作家各用五分钟介绍一下自己的创作理念和作品的情况。欢欢先说一下。 　　郑在欢：我是1990年出生，真名是郑欢欢，因为太女性了，所以改为了郑在欢，但我本人是一个非常“直男”的人。我祖籍是河南驻马店，据我考证，我们家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五六代了。因为我们有族谱，可能一直都是农民。我大概是十六岁时就没有上学了，高中都没有开始读就出来打工了。也是从十六岁开始写作，大概是2006年，手机也不是很普及，就是读读书。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月歇息一次，就出去买一本书，读完就没了，所以我就开始写东西给和我一起工作的人读。但是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是在创作文学，因为也不太懂，所读的也是一些武侠小说。十六岁写了武侠小说和自传体小说，但是没有写完。十九岁的时候，是来北京的第一年，看到网络上的有奖征文，又开始写了大概二十万字的两部作品。这可以称为是网络小说了，一个是仙侠类的，一个是比较古怪的。在这里认识了一个朋友，才开始在他的影响下读文学小说，因为之前读的都很杂。读了过后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开始在家自己写小说。但也是只一味地写，没有想过发表，多的是短篇。后来认识了一个编辑朋友，才知道短篇小说这个概念，只是在写长篇的过程中才开始写短篇，但是没有想到反而是短篇很成功。《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是我23岁的时候写的，那时在家两三年没有工作，也很迷茫，就只是写东西而已，是一个很偶然的成果。那时候对小说、对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是自己思路的一个理顺一样。基本上是一天一篇作品，一天只回忆一件事儿，然后给写下来。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李唐：我觉得小说比影视这些更好玩的地方，是读者的一种二次创作。读到一些细节和想象，读者是可以自己填充的。我最开始是在初中的时候写诗歌。当时是看到我爸买的艾青翻译的叶塞宁的诗选，觉得很感动，就像是杨德昌的电影中的，电影让人多了三倍的人生。感觉文学多的纬度不止是三倍。然后高中三年基本都是写诗歌。后来写小说是很偶然的，是因为读了余华、苏童的一些作品。这个长篇是我的一个比较另类的作品，和中短篇的风格是不像的。前两天参加了一个“90后”诗歌的研讨，当时杨老师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想法，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是觉得青年写作的时代感、时代意识不是那么强，有一些断裂；还有一个是写作者的根基在哪里。这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因为一个写作者的根基涉及到写作者写的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写。写作里面虽然也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但还是有基础的，是根基的东西。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就是自由的表达和生命的体验。某件事情或者某个意象在我的脑子里已经盘旋了很久了，就有一种想把它写下来的冲动。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生命体现的触动和冲动。知道自己想要写什么并把它写下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真实可靠的东西。我觉得时代应该是在文本中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而不是为了时代而写作。如果是为了时代而写作，就有点把写作工具化了。我觉得文学按照一些哲学上的说法，是一种清白无邪的东西，它不应该有太多的判断和计算，而是发自内心深处最本质的一种东西。至于它呈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和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应该是后来慢慢阐述的一个东西。例如鲍勃·迪伦，他作品中的生命力是强于时代感的，他有一个强大的自信，当他所在的这个时代过去了，他的作品依旧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不因为这个时代过后作品也变得黯然失色。所以写作应该是先抓住自己最真实的部分，其他的方面可以暂且不用考虑。我感觉现在的青年写作者有一种时代的焦虑感，自己一定要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类命运”的作品。但我是觉得应该从个人的经验和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因为我的作品是发生在冬天，希望看完之后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庞羽：早就听说人民大学有联合文学课堂，很高兴今天能够和两位小伙伴来上课。既然今天的主题是“文学想象”，那我就谈一点理解吧。文学想象对于我来说就是航空母舰。大学时候的电影课，老师给我们推荐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因为这部电影我才相信另外一个“我”是存在的。我出生在一个叫沙沟的千年古镇，那里至今都很闭塞，而且保留着一些古代的习俗，比如庙会、灯会等等。我以为我的沙沟古镇即是全世界，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直到我父亲和我说，这世界上还有航空母舰，我就问，“航空母舰是什么，它有多大？”爸爸说：“它比我们的沙沟还要大。”我就大叫了一声，因为比我所知的世界还要大，那是有多大啊。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象，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我，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艘航空母舰上呢？甚至她赶庙会、赶灯会都在一艘航空母舰上呢？八岁时，我随父母离开了沙沟，那个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除了沙沟，除了航空母舰，还有一个地方在长江边。那段时光是非常地孤独和漫长。父母租了一间很老的旧公寓，他们上班，我也没有人管，就被锁在家里，没事干就翻我爸的书看。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余华老师的《活着》，然后看了毕飞宇老师的《玉米》，我是翻着新华字典看完的。看完之后，我发现，除了沙沟，除了航空母舰，除了长江边这些空间，还有一个维度，那即是文学。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寻找文字中的航空母舰。2001年我考入了南京大学，选修了很多科目，比如天文、地质学、人类学等等。虽然我也并不是很了解这些科目，但是这些知识已经隐约地渗透进了我的生命。在天文学科目里，我接触了“时间”、“空间”、“量子力学”，我们的世界是“四维”的，那么我们的“五维空间”存在着什么呢？我没有探究，但是我决定要描写你所不知道的东西，要描写你的航空母舰。从2014年的小说创作以来，我已经在《人民文学》、《钟山》、《天涯》等发表小说三十余万字，并被多次转发。我的第一部小说集里面有我的成长也有我的收获。要问文学给了我什么？如果想象力是航空母舰的话，那么文学就是大海。大海是如此辽阔而我自身是如此渺小，但我的航空母舰一定停在大海上。我们双脚在大地上，但我们也可以用翅膀在天空翱翔。正如维罗妮卡那样，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分岔口，我们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宇宙。宇宙中包括了时间、空间，也有我们无法探寻的奥秘。然而空间里有人性的发声，时间里有命运的走向。宇宙的磅礴是因为它是合理，小说的浩瀚是因为人性的相逢。相逢时来不及说的话、没法命名的心情，这才构成了一个小说的丰富度。相信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航母，李唐的小说里有丰沛的大师般的想象力，郑在欢的小说里有一个优秀小说家必备的控制力，他们都非常值得我学习。2015年杨庆祥老师评论我说：“因为不愿意或者无法向真正意义上的外部世界打开，我们的写作往往只局限于人物内在的循环，并以为这样的自我投射和循环是一种敞开和成长。”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如果要打开自己，就必须要去关注他人，关注他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我的愿望是为受害者写作，为那些被伤害的心灵写作，也想为那些被航空母舰丢下的人写作。每一艘航空母舰背后都有阴影都有恐惧，因为我们包含深情的泪水，航空母舰上的生活和它背后的生活才能真正构成一个小说家的能力。赢得一种生活是容易的，但是赢得就意味着失去。小说是有结尾的，而生活永远没有结尾。如何在有限的字数里让自己的航母顺利起航，需要一个小说家的定力，也需要实力。2015年我在《天涯》上获得了杨庆祥老师的指导，今天我终于走到了杨老师的课堂上。非常感谢有这一次机会，我非常荣幸。用阎连科老师的一句话来结尾，“一个作家只要在写作中抵达了他的内心，哪怕那颗内心是格尔高尔的茫然和空白，那他也是真实的，伟大的。我们不为别人而写作，我们只为我们自己。” 　　赵天成：非常感谢三位作家精彩的发言。三个青年作家年龄相仿，但是他们的创作经历和阅读路径有很大不同，包括文学写作对他们的意义也很不一样。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因为通过他们的写作可以延伸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我们现代青年作家的创作根基在哪里？还有“90后”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在哪里？以及李唐提到的时代的焦虑感背后涉及的个人经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今天的标题是“‘90后’，新的文学想象在生长”，当我们说“新”的时候，其实是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品质。因为我理解“新”的对立面是复制的、机械的作品形式。那么如果我们的作品、艺术产品都是机械的，复制的，那是毫无意义的。而真正的“新”，是很难出现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得更多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性”和一个生长点。我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是否可以梳理出新的美学原则或者想象方式。他们三位作家都处在他们创作生涯的起点，也有相当的潜力，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我们接着讨论吧。 　　谢尚发：在我的印象中，大约是从2016年开始，一些杂志上开始出现“90后”的作品。2017年到现在，众多杂志大规模地、集体地开始推出“90后”的作品。时至今日，以“90后”创作为主题的研讨会也逐渐多起来，愈发让人觉得“90后”俨然已经成了当下文坛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体，正从跃跃欲试变成立马横刀，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去认真地、近距离地观察这些青年们。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看他们的创作谈和相关的采访报道，我从以下几点来说一下我对“90后”文学的印象： 　　其一，他们是“幸运的一代”。这主要体现在杂志对他们的厚爱与推崇，使得他们甫一出道就在纯文学的光圈中聚拢起来，引起关注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在我的观察里，《作品》的“90后推荐90后”、《山花》的“开端季”、《芙蓉》的“90新声”、《文艺报》的“新天·90后”、《天涯》的“90后作家小说专辑”、《青春》的“新青年写作”、《西部》的“90后诗歌”、《上海文学》的“青年专号”、《人民文学》的“九○后”、《大家》的“新青年”、《收获》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等，都是推介“90后”的重镇。最为醒目的是，这些杂志推出“90后”的作品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甚至《新华文摘》纷纷转载，造成一种气势。批评界也没有闲着，除了大规模“微信专稿”中的创作谈、短评快评时评外，《文艺报》、《文学报》也开始以报道、专题的形式关注这一群体。来自期刊杂志和报纸的关注，增加了“90后”的曝光度，使得他们一出手就自信心满满，容易形成一种很鲜明的“自我”，“主体性”便会逐渐呈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其二，“90后”作家是一代“自信”的人。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小说叙事开始变得从容、镇定，都有一种拉开了架势说出去的感觉，不管是短篇小说的创作如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和庞羽《一只胳膊的拳击》中的篇什，还是长篇小说如李唐的《身外之海》。这种自信在叙述上是娓娓道来的闲庭信步，在故事的组织和架构上，则是精心写就、构思严密的。在阅读郑在欢的小说时，忽然间闪现出的村庄的圣女菊花，让人叹为观止，让人在审美愉悦之外，看到一种匠心独造的浑然天成，不是雕琢，而是天才的流淌。在阅读李唐的小说时，你几乎会怀疑，他竟然能够将虚构的故事、诗化的语言和意境铺排得那么满，那么足。这就是一种气势，不容分说，甚至有些自说自话——但这又如何呢？他们的文本气势不吁请商榷和批评，有一种内在的封闭性，属于文本中的人物，也属于作者；到底属于或者不属于读者，感觉上他们是不在乎的。 　　因这种自信而导致的文体风格，我以为是强调了“文学的切身性”。这种切身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他们取材源于自身的经历，哪怕这经历只是捕风捉影的所在；二是作品呈现了他们丰富的内心，或是伤心的，或是诗意的，或是纷繁复杂的，总之是独特的“属我的文学”。事件或情感的切身性，综合在文本中，“主体性”就被放大，“我手写我心”的特色也就更加明显。郑在欢的故乡，李唐的虚构之境，庞羽的都市感觉，无不是这种“文学的切身性”的体现。 　　其三，这是“知识的一代”。从他们的作品中，很难看到“习作期”的存在，几乎一出手就是成熟的样品。即便这些作品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他们的叙述语气、组织安排、故事架构等，也都透露出那种匠心独运的机巧与妙用来。语言的老道贴切、故事讲述的曲折跌宕、思想传达上的一代人的智慧呈现……稍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很多“90后”作家都是“高材生”，读过大学或获得硕士学位，甚至有些径直就是创意写作班出身。即便他们中有人并没有上过大学，但丰富的文学营养时刻哺育着他们本已才华天成的头脑，世界文学殿堂里丰富的书籍尽着他们咀嚼消化，从而吸收进自己的创作中。这尤其体现在庞羽的写作中——她作品中丰富复杂的题材取向，每篇小说都标新立异的追求，对人物观察和描摹的入木三分……这所有的一切，作为一个“90后”的作家你除了惊叹天才的降临外，还必须看到知识对天才的辅佐与促发。当然，这也可能是他们的问题所在，“刻意为文”一边烧脑着他们的聪明才智，一边也在毁坏他们文本的自然天成。 　　其实不必纠缠于“90后”创作的种种“问题”、以之作为批评的依据，他们还很年轻，未来的文学路还很长，留给他们的时间足够多，所以他们更正、完善、提升自我的空间还很大。如何让作品在凸显“主体性”的同时对思考的视野和思想的深邃进行更高层次的开掘；如何把捉时代脉搏的同时又能将之融入到故事和人物的书写中；怎样把一己的私情幻想与大众和社会相结合从而摆脱单一和个别；怎样实现从容背后真正的老道以便摆脱故作深沉的印象……这大约都是“90后”作者在接下来的创作中，需要沉思的问题。 　　赵天成：尚发说的有几点很重要，一个是切身性。“90后”的很多青年作家很多都是从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来寻找写作的理由，刚才庞羽讲航空母舰，其实她讲的是多年以前父亲带她去看航空母舰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还有一点就是作品中的思想史的意义，也就是知识性的问题，究竟他们的作品能不能放到思想史的轨道中来进行评价，还是应该寻找一种新的评价体系，来看待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中的意义，这都是值得探讨的。 　　桫椤：我是前天拿到的这三本书，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么年轻写得就这么好，经验显然不是主要的。可见作家应该是一个靠天赋的职业，所以像刚才尚发说的“80后”的那些人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却没有创作出来，就是不够有天赋。你们三个绝对是有天赋的人，这些作品完全不像我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那种“80后”、“90后”写作，比如郑在欢小说里非常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乡村内容，李唐小说里那种创设世界的能力，庞羽在童年和少年的视角下对人生深刻的体悟。读了你们的作品，我觉得未来文坛希望满满，前景无限。 　　当我们把目光从这个社会生活的大体系当中拉回到文学的这个小的传统里边来，我们发现在经历了上个世纪末的狂欢和这个世纪以来的那种焦躁之后，文学的新特质没有在各种“唱衰”的论调中流露，我反倒是觉得在你们的创作当中隐隐存在着一些新的特质。社会对“80后”的印象其实是靠着几个符号式的人物建构起来的，像自由、反叛、流行、时尚甚至是躁动、无厘头。说到“80后”的时候社会上对他们的认知就是这样。这种判断未必科学，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这种印象到“90后”这里就不见了，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很难用一个整体的印象的词概括“90后”。在座的三位也告诉我们“90后”的经验不仅仅是独生子女的身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也不是靠着在互联网上那种虚幻的体验，他们同样生活在烟火人间，而且生发着一种特别独特的个人体验，这其实就是真相。你们的创作中，我觉得你们个人的体验远远大于这个时代的共性。你们有一些共同的趋势，比如说作品当中对意义的洞识、呈现生活本质的能力还有对自我主体的反思。我觉得你们超过了被我们用来评价“80后”的那些特点，这是一种新的东西。 　　郑在欢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也可能跟我一直在农村生活有关系。你的“病人列传”和“家族系列”还有庞羽的这些关于童年的书写可以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90后”也有关于艰辛和沉重的生活体验和经历，不完全是快乐、衣食无忧，你们的记忆当中有很多沉重的东西在，甚至你们还曾经受到过传统文化很深的影响。从对“80后”的关注开始，这些信息就在城市精英化的视角中缺失了，这几年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各种“回乡记”在网上炒得很火，城市人到乡下去会觉得特别新鲜，像从来没有见过的异乡一样。其实完全不是，我们生在基层、生在乡村的人习以为常，可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有利的地形上，会觉得他写的这个东西特别新鲜，其实农村没有多少人看这个东西。我们好像是离开了现实，生活在一片虚构的天空当中，不落地也不生根。但是我们在“90后”的作品当中看到，你们这一代人仍旧经受生存的考验，不是在一个“二次元世界”里长大的孩子。在《后记》里郑在欢说他不认为自己是在用一种小说的方式处理这些人物，这种观念显然更接近小说的本质，其实我觉得小说隐含着的就是生活本来的面目，你表现小说的方法就是呈现生活本质的方法。你这个姿态有一个前提，就是对生活保持比较冷静的观察，而不是沉入进去的热血的状态，你在小说中再现的这些记忆的形象是一种主体性的审视和反思。你小说中的“病人”这些形象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物而给予一种道德或价值上的想象，你就在陈述一个事实，但你的每一句话都投射着你自己的选择，可以看出来你非常见功力的写作。 　　庞羽的小说对童年少年青春的记忆有明显的个人特质，那不是你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别人可能没有这种经验。跟郑在欢比，庞羽更注重自己的感觉，对生活对生命的深入地切进。总体上看更多在强调个人的感受，跟郑在欢传统说故事的方式不同，庞羽更擅长把自己带入到故事当中，你的意识贯穿了整个的情节，驱动着故事前进。 　　李唐的长篇我没有读完，我找了梗概看，是一部自我意识非常明显的小说，它整个就是诗意的，非常像传统的先锋小说的路数。《身外之海》本身就是对自我感觉的一种指涉，小说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接口在你的各种反复的语言的修辞中被遮蔽起来了，小镇的故事隐喻了一个现实世界，但看起来又像是发生在一个超时空里面的，想象力非常好，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点。 　　如果我们把三位作家的作品当作标本的话，我们从中看到“90后”各种不同的意象，就是安静的、冷静的、有向里向外的焦灼还有更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我们怎样用文学来建构世界、表现生活本身的状况和意义？这固然跟生活本身有关，但主要跟作家有关。刚才天成也说，可以谈一谈“90后”标签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代际标签可能是以时间为序列对现实生活分类的一个方法，当我们回望从晚清以来到现在这个历程的时候，将代际标签用于作家、起到一个标识作家和时代对应关系的作用，我觉得这种影响不是在生活中的，还是在作家个人。其实刚才尚发也讲，“90后”的成长成人，社会已经基本进入了一个历史意义上的平缓期，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那种直接的、主题化的、传奇化的表达就能对应上的，而是需要新的审美的发现，这个变化除了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外，其实也让观察文学的人从社会的范围进入到作家个人的文学的小传统，不再从将文学当作微观的社会学的角度去看。过于认同社会的总体性相比于我们面对文学的视角就会有变化，比如说我们说“80后”、“90后”的人很“自我”，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自我”有什么不好？但我们用这个说法的时候往往带有批判性的语态，我觉得对于文学就应该只有自我而不该有“客观意义”上的东西，即便有，也是自我的感受。我们总拿“80后”、“90后”的这种自我和社会的同一性作对比，来证明社会的裂变，我觉得这种方法面对“90后”已经不适宜了。 　　说一点不足吧，就是如何打通个人的感受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在文本当中通过对经验的书写来消解个人感受的权重。小说还是有它内在的规范的，和诗还是不一样的：诗是个人感受，不需要用一个实写逻辑来让它完整，但是小说还是要通过一个客观的逻辑反映世道人情，表达自己感受，还是要有一个外壳。诗歌可能直接把自己的内心袒露在桌面上，小说要有一个外壳来装它。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在你们的成长中会逐渐地把这些都克服掉。我也希望你们写得越来越好！ 　　赵天成：谢谢桫椤老师以父亲般的厚爱在文学的小传统和社会性整体逻辑的双重轨道上来评价小说意义，他更多是鼓励、肯定，在文学的小传统里给予你们很大的肯定，但同时也希望你们找到从自我到社会更广阔的通道。这点希望能听到其他老师的意见。接下来请唐伟老师。 　　唐伟：在三位作家的发言中我注意到有两位作家不约而同用了一个词，就是说生活“乱七八糟”。庞羽在她个人的讲述当中谈到在她上学期间修的各种课，文学、天文、美术等等。这也是一种乱七八糟，我其实想谈一谈这种乱七八糟。刚才尚发也好，李壮也好，李壮说有一种温吞水的感觉，尚发说不够锐利，其实说的是一回事，所以我想在一种肯定的意义上谈“乱七八糟”。阅读的经历、写作的经验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够“乱”，“乱”的强度和力度不够打开一个文学空间。当然我们不能说青年一代的作家一定要去跟时代对话，跟社会较量。我前不久应李壮之邀写过一篇小文章，谈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叫《从恶作剧到抖机灵》。我记得上次讨论周嘉宁的小说时说过：解构不够有力，建构又没有建构起来。那么相对于老一辈的作家、“50后”的作家，余华也好，苏童、莫言也好，他们那种酣畅淋漓，对文学陈规、现实秩序那种挑战，敢于叫板的那种精神，说实话在“70后”、“80后”、“90后”、“00后”中真的没有看到。所以我用了一个“抖机灵”，你会发现今天的人失去了对生活正面强攻的勇气、锐气。所以我说“80后”、“90后”文学的写作资源、才华技巧是某种意义上胜过之前作家的；我们今天的阅读可以通过手机和整个世界文坛沟通；我们可以凭借着写作资源，凭借着文学知识的资源超过前人作家。但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形象没法建构起来呢？我觉得倒不是才华技巧问题，这就必须要说到时代问题。刚才尚发也在谈时代，对年轻一代的作者来讲，时代不是一定要写进作品或是说和作品有种交流的，而是说对时代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认知，这个认知姑且不管是对与错，但自己一定要敢于形成。不是说一定要将新闻事件录入，而是说要有整体的观念，这种东西我好像还没有看到。可能我这样说有点不公，“70后”、“80后”、“90后”这种代际划分其实很多人也感觉不满，这种代际的叙述实际上不是我们自发的，是和代际政治关联的，我们受一个宏大的政治叙述的影响。“第一代领导人”、“第二代领导人”的叙述出现是1992年“十四大”，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叙述是被强化的，“80后”的概念出场恰恰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今天谈“80后”、“90后”是和现实政治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讨论，其实也要反观“80后”、“90后”的概念出场反映着什么。刚才尚发说“90后”写作者没有一个思想史的意义，那我认为“80后”的写作唯一的思想史意义就是发明了“90后”，发明了“70后”、“60后”。有了“80后”的出场才有了后面的“90后”，才有了前面的“60后”、“70后”，这是形式上的意义。内容上的意义可能还没有产生，还没有来到，但也有待于时间去验证。 　　赵天成：谢谢唐老师非常有力量的发言，特别是提到“叫板的勇气”，我觉得非常重要，青年一代作家需要对时代社会和世界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独到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唐老师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值得讨论的意见，还有对“80后”、“90后”反思的角度也很独到。下面请张维扬老师继续发言。 　　张维扬：我主要读了庞羽老师的作品。读庞羽的小说能感到江南女子的细腻温婉，她用细致而绵密的语言讲述了属于青春的疼痛哀伤，她善于表现生于乡村和小城镇里的年轻人进入城市后的迷茫与困顿、失落与愤怒，在一种凄婉的基调中讲述当下社会中那些卑微生命的疼痛。她表达的是一种真实而普遍的时代情绪，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真切的感受和记忆。庞羽小说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描写，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执着于这种极端的叙述呢？是青春记忆一定要与死亡相关吗，还是这代表了某种绝望的情绪。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第一篇作品《佛罗伦萨的狗》里，小女孩被中年人侵犯了后细节处理得似乎不太够，她的妈妈反应太平淡了，她只是希望她的女儿能够继续保留上学的资格，因为侵犯者的妻子到学校闹了，在我看来这个叙述是有问题的，女儿被侵犯，妈妈怎能表现得如此冷漠和平静呢。所以说小说是虚构的，但细节一定要真实，否则故事就不成立了，所以这种叙述让本身可以更加惊心动魄的情节戛然而止了，在可信度方面受到了一定影响，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赵依：我先说庞羽的小说，顺便替庞羽回应一下张老师刚才的问题。刚拿到庞羽小说时其实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写得挺狠的。就像张老师说的《佛罗伦萨的狗》里面母亲的反应这个问题，我倒觉得恰恰母亲平淡的反应是要为女儿维持体面身份的力量所在，当然她可以把细节处理得更合乎故事真实和逻辑，比如可以让母女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最后再认可这件事情。这也延伸出庞羽小说的另一个问题，凡是涉及到父系人物和母系人物时，你对他们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你的很多小说都能清晰地看到一个故事的核。比如你可能觉得自己应该向历史致敬，或者可能上了一堂课，觉得可以作为依托展开故事；这个灵感对于作家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围绕这个灵感展开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故事正在进行的真实逻辑中有故事的强制发生性。你的灵感只是集中于一点，而你所搭建的故事逻辑不足以支持这个故事走下去，于是你的处理方式就是叙事的戛然而止，或是叙事的跳脱，这样给人带来的阅读感受就是小说的气息有点断。这是你将来写中篇或长篇要解决的问题。整体来说，我是非常惊讶你题材的驳杂的，并且你的写作是很有勇气的，写作本身是会投射作家自己的影子和判断的，所以我还是比较佩服的。你在灵感发生的时候是想要表达一种意识或观念的，但是由于细节不够，最后会给人一种“往前一步”或“往后一步”的问题。你的小说不是纯粹的后现代作品，也不是一个用真实打动读者的故事。这是你今后要处理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和作者是有关系的。现在很多中短篇都在写“成长”，但大多是“成而不长”或“长而不成”，这和作家自身还是处在一个成长阶段是有关的，包括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还在成长。因为时代就是这样，爆炸性的时代我们来不及回应，所以这个问题倒不是一个特别紧要的问题。关键是你的小说要注意细节上的真实。 　　我再说说李唐的小说。你刚才说你的长篇和你以前的小说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反倒觉得它们是一体的，因为从里面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你的阅读谱系和审美倾向。你是非常喜欢很纯净、很意念化、很观念性的东西的，不管从你的诗歌还是从长篇小说的语言都可以看出，你讨论的东西其实是很诗化的。但你的这部长篇小说给人的感觉是叙事的结构比较破碎，意象化的东西太多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没有整体化的东西，故事就比较难以推进。你太想把这个小镇打造成一个异样的概念性的地方，提供一种文学想象，但是人们读了以后反而容易跳出来。前半段有点晦涩，就是因为观念性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没有一个推进性的东西，你只是通过“我”来展开一个个群像式的人物，这个作为长篇的处理手法可能要注意。还有就是不要太在意意念性和观念性的东西，这会造成你小说的同质性问题，可能每篇小说在假托不同的东西，但最后还是在讨论一个问题。 　　然后是郑在欢的小说。郑在欢的小说是让人特别有爽感体验的。文学想象可以是自己经验的想象。郑在欢是在书写自己的经验，是半经验性的写作，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郑在欢的东西有一点反讽，有一点讽喻，有一点荒诞的写法。我倒觉得这个集子是哀而不伤的伤。他是以时过境迁的心态来写这个东西的，但是从文学生产链来说，一些讽刺性的语言的刊发出版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你在处理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点。再说一个整体构造的问题，就是你的写法是小故事连缀成篇。那么你写中篇的话，怎么办？写长篇的话，怎么办？你还是消解了一些细节和真正刺痛你的东西。你要真正刺痛你自己才能刺痛读者。我们可能读得很有趣，但是完了以后你要真正建构文本意义的话，还是要拿点真货出来。这可能就是你写得很快的原因。 　　我再说一下整体的“90后”写作。大家都是面对时代困惑的年轻人，但是文学的担当还是要有的。他们可能责任感还不够，只是从自身去书写一种困惑，这个困惑是有时代共性的，只是时代太复杂了。我们把自己写清楚了，时代的一角就写清楚了。他们还太年轻，还没到那个时候。我是对我们这代人有期望的。“90后”最大的共性其实是他们的异质性，你要不挨个挨个地读其实还真不行，但你在一个一个读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他们的共性，就是自我的重复性。这是目前暴露出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他们也有意识到，比如庞羽会有意识地寻找一些题材，看得出庞羽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者，她是很想努力突破的，只是可能还没有遇到机会。像李唐，他之所以会选择这种很观念性的东西，其实也是看到了当下现实的无法言说性，所以想另辟蹊径。像郑在欢就觉得，我就敢暴露出来，你们去看。我是说这是大家不同的处理方法，只是说将来会发展出一些不同。 　　赵天成：谢谢赵依的评论。我觉得赵依老师对郑在欢的评论非常准确，特别是她说的半经验性的写作和自我的重复性。我期待郑在欢以后的写作，特别是当经验性写到一定程度后，期待你扩展自己的经验，把它放在一个更具高度的地方来提升你的写作。这也是对李唐和庞羽的期待。 　　刘欣玥：我刚刚在想，如果最后大家都觉得无法将三位作家放在一个盘子就对了。在保证文学质量的前提下，无论是性别、年龄、地域分布还是教育和成长经历，我们在筹划阶段都做了多元化的考量。如果今天的讨论到最后可以达到对“90后”这个概念的反思甚至解构，我认为会是小小的成功。因为我个人对于“90后”命名有非常多的迟疑，它看起来只是为了一种集中讨论和宣传的方便，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将他们称为文学新人或青年写作者。就我的观察来说，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的“90后”，大概与近两三年传统文学期刊集中推送有很大关联。《芙蓉》、《山花》、《湖南文学》、《人民文学》都有开辟“90后”栏目，听说《收获》好像也在筹备。这群作家的出道方式其实非常地传统，比起“80后”，他们和体制从一开始就更为密切，体制也给他们提供很好的保护和成长平台。在“90后”迅速体制化的背后，其实能感觉到文坛对新人的迫切期待。 　　刚才李唐谈到青年写作者的“时代焦虑感”，我觉得问题首先和“90后”这个以写作者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为标准的命名方式有关。人们会天然地期待他们与自己的时代、与整体性的同时代人发生共振，也跟我们现在对“什么是好的文学”、或者对纪念碑式的作品较为单一的标准有关。这种焦虑，恰恰暴露了这种明明本身值得商榷的地方。 　　说到这里，可以回溯一下令我们爱恨交织的代际命名法，刚刚唐伟老师也提到了，最早出现的是作为商业和媒体概念的“80后”，然后才有了“70后”、“60后”、“50后”的追认。“80后”的诞生与“新概念”和韩寒、郭敬明、春树作为媒体形象的出现，登上纽约《时代》杂志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这个代际命名经历了从商业到文学的过程，是在写作者出现以后才出现的。而现在是期刊和体制为“90后”铺排好了舞台，等着主角登场，“90后”更像是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对于一个可能并不存在的文学群体的想象，它这是被召唤和建构出来的，文学命名先于写作事实存在。因此也有很可疑的地方。 　　然后我也分别谈谈对三位作品的感受吧。以前我读过李唐的《我们终将被遗忘》，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唐对于黑夜的偏爱，最核心的故事场景几乎都出现在夜里，小说主人公常常会在黑夜里独自漫游。就像《身外之海》里面自己说的那样，他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而更注重和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困惑对话。这样李唐的写作始终呈现出向内的气质，他更看重的对内心的提纯，对于时间、死亡、存在这些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考。那种带有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的诗歌意象，像是白马，风，森林，大自然，可能都是为了排除身外的干扰，营造这种遗世独立的氛围。我同意依依姐的看法，《身外之海》虽然加入了许多童话般的奇思妙想，但基本延续了此前的个人气质。那个天鹅绒小镇，一开始就是逃遁、避世的产物。选择这样一种幻想小说的写法，包括打造这座小镇，也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排除现实的干扰，更方便地通向内心，或者说寻找对心病的治愈——危险和未知的森林，看起来就像是内心中的内心。而无论是胃病、药店、烈酒还是致幻剂，都是治愈精神隐疾的隐喻。李唐在表露出对于书写这些东西的迷恋的时候，其实蕴含着某种袒露自己的危险，他几乎完全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他思考的全过程都真诚地暴露在我们面前，是很有勇气的。 　　但是小说里的人也让我不安，他们本来就已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上，或者说精神舒适区里了，还一再向安全地带撤退，会不断削弱他们的精神力，越来越承受不起哪怕最微小的打击，继而失去战斗和抵抗的能力。最后只能去“庆祝无意义”。“无意义节”的灵感也许来自米兰·昆德拉吧？但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那种虚无主义者本身有他们对话和抵抗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虚无主义获得了他们的战斗价值。但是在《身外之海》里，这种虚无到底从何而来，它要落脚在什么地方，是我认为需要加强的部分。 　　然后是欢欢，严格意义上，郑在欢是我第一个系统阅读的“90后”写作者，《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是我在2017年读到的最惊喜的同龄人的作品，后来也和李壮一样，逢人推荐。这种惊喜可能来自于“好好讲故事”的传统的复活。今天看起来，郑在欢的叙述更像是一种自然流露的天赋，当然这种介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具有鲜明的自叙传和现实来源的写作，一方面需要他在个人成长中本身可遇不可求的经历，另一方面可能是出色的观察和裁剪能力。赞许的话已经在文章里都写了，我唯一的担忧只是，郑在欢还如此年轻，他所积累的亲身经历与故乡回忆毕竟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看，《驻马店伤心故事集》这个系列，在写完以后可能就无法继续再生产了。这种不断向自我的情感和回忆索取的写作，可能终有一天会耗尽素材。那么之后的创作要往什么地方走去，此后的写作可能会对作家的虚构与想象力提出更多的挑战。如果说李唐是要走出内心，郑在欢可能需要走出回忆。 　　最后是小羽，在今天来的三位年轻作家里，庞羽的作品面目可能是最开阔和驳杂的，而且她一直不断在尝试各种各样的题材，作为第一本小说集，《一只胳膊的拳击》展现出的是一种与新人身份特别般配的实验性和自由感。我可以理解李唐面向内心的挖掘，也可以理解郑在欢以回忆作为起点的写作，但是非常惊异于庞羽如此年轻，却选择了一种几乎完全将自己隐匿起来的写作，转而对我们的当下生活进行正面强攻。因为她写的似乎都是离这个年纪的女生的个人世界非常远的东西。庞羽已经可以很娴熟地驾驭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层次还有不同阶层背景的人物，这是许多作家需要非常努力才能去克服的难题，但是好像在她这里真的不构成问题。我也很喜欢庞羽的语言，很有个人特色，化用文言和古诗词，但是句子短，节奏快，有一种很爽脆的，刚柔并济的质地。 　　上一回做周嘉宁的《基本美》，我们也讨论到如何将亲历的重大历史时刻赋予一种有效的艺术形式。庞羽应该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几乎每个小说里都出现了新闻热点。有“非典”，马航370，天津爆炸，也有报纸社会版面上的偷拍，打工者杀人，保姆偷窃，高级妓女整容失败的故事。而且庞羽很知道要如何去找一个切入点，也很知道如何从意象里借力。比如《操场》里的干枯、破碎白骨和血肉淋漓的猪下水之间的张力，又比如《拍卖天使》里，寺庙、佛门和“天使”这个舶来品，寺庙收养的孩子和高级妓女之间的张力。庞羽显然受过很好的文学训练，知道要把时代的热点和痛点作为一个暗扣，去编织自己要讲述的一整套更大的故事。虽然不是每一篇都融合得很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在细节上未能交代清楚的地方。 　　总的来说，如果三位以后还有很长的创作道路要走，那么现在这些作品一定会被归入“早期作品”或各种意义上的处女作。我真的很喜欢文学新人这份初学者的真诚和热情，言说欲和势能都很强烈，整个状态是往上生长的。至少现在还不用去谈什么瓶颈或者“转型期”，真的谢天谢地。现在仍是在初始阶段，真诚的，勇敢的，甚至包括青涩和瑕疵在内，都是令人感到宝贵的。 　　陈若谷：我们挑选这几位“90后”写作者的时候是非常偷懒的，主要是借助了文学期刊，比如国刊《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这样的大刊，另外一个选取标准是荣誉和奖励，各种“××之星”奖。这当然自动就先摒弃了模式化书写和鸡汤励志传奇。不过这种高纯度的选择让我感觉有一点不安。庞羽是非常学院派的作者，那么年轻就上过各大期刊、拿过各种奖，足以说明她的写作与我们的主流学术趣味是并行的。李唐更不用说了，从14岁就开始发表作品，权当“知人论世”一番吧，我认为李唐的写作与文学编辑或者出版人的发掘和无意识引导是有关系的。郑在欢没有得过什么奖，他写下的好看的故事倒是有一些普遍的意味。 　　这种遴选，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来自同一个系统。大刊的编辑主编，和批评家一样，都毕业于名校中文系，携带着相似的知识谱系和高下标准。我们对于颁奖者的信赖就在于，他们对于学科标准的把握更为娴熟。这是一大隐患，就是我们很难在自己的知识之外，对于文学品质的优劣作出本能的筛选。另一方面，涉及到我们这期联合文学课的选题，我们这个标题其实就是语言策略。我们都知道，“80后”是一种概念出场，它后发地创造了“70后”，也预支了“90后”和“00后”的命名。自从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抢占了“80后”及其一切衍生物的营业许可，体制主流的权威旁落了。纯文学大刊的发行量锐减其实非常说明问题。我家有一个亲戚，是乡村教师，他以前一直订阅《人民文学》，现在还有几个乡村教师会对《人民文学》保持这样的忠诚度呢？所以在推出“90后”的栏目时，我不太相信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发掘和整理一种“新的文学生长的可能”，而多半是为了分享新概念带来的红利，比如年轻一代读者与作者的黏度。也就是说，期刊上关于“90后”写作的各种栏目没有来得及自觉地区分作者们的特征和文学的精神。 　　这些作品都是严肃的，和任何“青春”都无关联，无论是“五四”和革命的政治化青春，还是最近十几二十年的青春书写，“90后”的写作真的是非常分散的，没有什么集中主题，各自有各自的幽怀。 　　好在我们要做一点点区分和展望的工作。庞羽、郑在欢和李唐三人的写作，果然是太有区分度了。李唐注重想象力、注重象征意味，天鹅绒小镇的意象就非常现代主义。郑在欢写记忆中的故土亲缘，是非虚构的经验产物。庞羽的写作，主题驳杂、视角多变，令人吃惊。我在想是不是文学专业训练，让她更倾向于掩盖或者抛离“自我”。她的语言丰富多姿，关怀各有寄托，一方面展现了很强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是庞羽在无意识地遵循纯文学序列的规则，几乎每一篇都是一种纯文学的演练，而她一直就在这个场域里模仿和学习。 　　“90后”生活的时代没有粗暴强力的外界干涉，他们对于自己的活力和自由有确信。仔细看看，他们仨谁都没写那些特别新潮的东西，电子游戏啊、乐队啊、VR体验啊。我感觉特别欣慰，他们没有在描绘同质化的生活，他们在试探各自的想象。阎连科前几天给作家班写毕业寄语，他说，“作家可以自谦，但绝不能真的把自己沦落为木工、瓦工的巧匠艺人。匠艺人是愈传承愈熟练，写作是愈写愈陌生。”我是很期待他们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郑在欢这种，学院外的作家。李唐的创作是个人气质的，他的心态和笔法同构。庞羽，我现在猜测，她未来的写作会有非常大的难度。因为她从题材和纯文学笔法出发，如果没有大的调整，渐渐地可能会形成一种相似的“经典”，所以她有自己的局需要去破。 　　陈思和说过，三十年前王安忆与茹志鹃参加一个座谈，王安忆问茹志鹃说，我们要你们宽容什么？“我们早就存在了！”今天我看到郑在欢一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我觉得青年人那种天生的劲头真的从来没有被改变过。未来，他们也会首先靠着自己的个性，辅助于知识和阅历，创造自己的写作面貌。 　　樊迎春：读三个人的作品完全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体验，这种体验不只是作家要表达和传递给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更直观的体验其实是关乎“审美” 。阅读“90后”的作品，其实有点回到文学阅读起点的感觉，感官的冲击和体会非常鲜明。我们现在可能会很自然地说，“90后”代表着新鲜力量，但我恰恰觉得至少这三位“90后”表现出了相当成熟的文学审美和书写能力，可能不能说“回到文学”这么老套，但相比于“50后”、“60后”的传统阔大，“70后”的迷惘无措以及“80后”激烈地抵抗“他者”，“90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系统完善的教育，免受大时代大历史的冲击，至少在对文学的认知和对书写能力的训练上，是安稳、甚至是“贵族”的一代。当然，这不代表他们的文学特点也是安稳和贵族的，恰恰是这种状态，使得他们能更深更细致地捕捉和观察到以往被忽略的特质。 　　从我的阅读感受来看，李唐是比较典型的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阅读广泛、在写作中追求哲思与深度的纯文学写作者，关注文学中相对主流和永恒的命题，比如记忆，存在，遗忘，人的精神困境，现代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清新内敛的自我反思，人类自身的文明与返祖等。他能借助一定的想象与虚构的故事架构非常认真细致地讨论这些古老又重要的命题，而且语言极其讲究和准确，这对青年写作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品质。郑在欢是和李唐完全不同的道路，是非常在地的、中国化的乃至经验性的写作，但他的经验性写作带着独特的粗野自然的风格路数，这和贾平凹、莫言一代人是相当不同的，他提出的问题其实是极为重要的，即最新最有活力的一代写作者如何处理乡村、乡土，如何处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陌生化和异质性的经验。虽然我在这部作品中还是读到了很多以往文学谱系中的形象，但他的处理方式的不同其实不在于真的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是在知晓或者说已有的价值判断之上依然真实地呈现那些维系和打破所谓的“自然权利”(nature rights)的故事，不以猎奇的眼光去看它，但也绝非冷漠，喜剧的呈现方式恰恰是最为鲜明的态度。我可能无法正面去描述这种态度，却可以描述它的对立面，那就是我们既往所熟悉的：淡然，热烈；无情，同情；讽刺，歌颂；怀念，遗忘……这些情感是A，郑在欢写的是非A，但这个非A是B还是C，可能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庞羽的多变多元“讲真”我是很难准确把握，但我觉得她是这三个人中枝蔓最多、拓展可能性最宽广的，那些城市边缘或中心，青春的正午和夕阳，少年的创伤和快乐，带着一点死亡和新生混合的气息，但我更欣赏的其实是她对中年人的描写，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中年，而是中年开始迈向衰老的无意识到有意识，那种恐惧、记忆、逃避又不甘心，那种“邹市明只有一个，祁茂成一抓一大把”的觉醒瞬间。庞羽对故事节奏的把握我个人非常欣赏。 　　我并非希望去总结他们的创作风格，也绝非要给他们贴标签，我觉得这是无效的批评方式，我更愿意关注的是，这样充满新鲜力量的“90后”作家，他们如何去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如何从他们作为创作者的角度帮助读者，或者说帮助无穷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认知和理解周遭的一切。 　　最典型的，他们三人对于恐惧的处理：李唐是“遗忘”，郑在欢是“暴力”，庞羽是童年隐微的创伤与中年浑浑噩噩的危机。“50后”、“60后”作家写恐惧其实是无赖的，他们有可以甩锅的对象，比如历史灾难、时代变革；“80后”写恐惧是义正词严的，我们虚无，我们被压迫，我们要反抗“他者”；“90后”对恐惧的书写其实是隐晦的，戴着哲学的面具，或者穿着记忆的外衣，又或者，隐藏在日常的点滴之中。这其实至少代表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对这种幽微的情绪的把握，其实没有正面强攻，也缺少一种鲜明的力度。不是说正面强攻就是好，但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和学术研究是一样的，要有问题导向和对话意识。这三位作家共同的困境，即如何更好地以他们独特的姿态去处理自身与时代的关系，或者更宏大一点，如何处理自己与历史的关系。不管怎么与时代挥手，作家们也依然要承认，所有的写作也都是“在时代中成长”的故事，也是有时代和发展的辩证。李唐刚才说得很好，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当然是批评和阐释的建构，写作可能只是一种生命体验的表达，但文学不管多么纯洁无瑕，读者的二次创作或者阐释仍然是有极大意义的，或者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比作家的创作更重要。我们现在总是反驳或者抗拒“总体性”，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反驳、抗拒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总体性，我们可以非常悲伤又幸运地表示，我们永远都生活在总体性之中，包括我们今天的“90后”专题。 　　不管是李唐那种对自身哲学命题更深刻的关注，还是郑在欢那种更为在地和粗野的写作风格，又或者是庞羽那种在不同的城市空间、不同年龄与不同性别的群体类别中的上下求索，终究要寻找到自己的落脚点，这个落脚点其实是小说最为坚硬的内核，或者说，是让作品灵魂出窍之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三位作家目前的处理都还不够娴熟。肉体有了，灵魂也还不错，“文”都具备，但还缺乏那种出窍的质地，当然，已经开始初具雏形，这或许也是我觉得遗憾、同时觉得欣喜之处。 　　赵天成：刚才三位的发言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今天确实是始于同代人的写作和评论的会议，这也非常符合我们“联合文学课堂”的初衷，可以很明确地让我们感受到生长、成长的力量和潜能。他们提到了很多重要的概念，比如说作为被召唤和创造出来的“90后”的概念，如何在受到很多体制性的支持张力下实现自身精神的生长，同时如何从内部来为我们经历的重大历史时刻赋予美学的形式，这其实不是时代外部的要求，而是我们读者从时代内部提出的要求，也是今后几十年我们需要共同成长和讨论的问题。好，最后请杨老师总结发言。 　　杨庆祥：这次欣玥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选出了三位非常重要的能代表新生代水平的作家来这里交流。我自己在此之前也阅读过大家的作品，像之前说的，我在《天涯》写过庞羽的评论，也很早接触过李唐，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印象也非常深刻。我觉得书名起得非常好。驻马店是全国造假基地，我以为那里没有伤心故事，只有贩卖假货；贩卖假货的人没有良心，没有良心怎么会伤心呢！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书名是在欢想的还是编辑想的？ 　　郑在欢：这个属于借力打力，网上都在调侃，所以把它用在书名里。 　　杨庆祥：这就非常有张力。之前我并没有系统地阅读过各位的作品，只有一些印象。这两天通过阅读，我觉得你们这代人整体上，至少是比我们这代人的起点要高，接受的文学教育、训练也比我们要全面得多。我们“80后”文学阅读的起点非常低。我在大学之前读的基本上都是武侠小说，而且金庸和古龙都找不到正版，看的比较多的是卧龙生、柳残阳，很多都是写手编造的。另外就是通俗演义小说，现在再回去看当时特别着迷的《万花楼》，完全无法接受自己当初的趣味。我们当初的文学粮食真是太粗糙了，而你们文学的教育，视野、技巧的训练非常完备，所以你们将来一定会弹跳得更快、更高。 　　但是，文学是一个长跑的过程。我觉得庞羽的作品个人性的东西有点少，装置性的东西太多，这会让人觉得你的作品是做出来的，有时候看不到那种最深刻的生命体验，这会影响别人对你的判断。 　　我觉得李唐的作品收得有点紧。看你的《身外之海》，常让我联想到村上春树——总会有一个忧郁又漫不经心的男人，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气质很好，审美也很高，对世界充满了奇思幻想，但又忧郁无力，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重建一个世界。你的意象也很有意思，一个是天鹅绒小镇，一个是森林，这两者一个是很安全的地方，一个是很不安全的地方。村上春树也是，他一定要穿过一片森林才能成长。你收得太紧，每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就不会再往前走了。故事可以这样，但是语言不能这样，我觉得你要特别注意。上次参加“90后”的诗歌研讨会就是这样，你们都不敢冒犯语言：你们如果在想象里都不敢撒野，那还敢去哪里撒野？这就是刚才唐伟讲的，你不敢破坏秩序。现在看金斯堡的《嚎叫》，修辞的确很粗糙，但那种冒犯是绝顶的。一堆不带标点的长句对着中产阶级美学撒野。 　　我觉得在欢的第一个问题是可持续性问题，这些东西写完之后怎么再填充新的。另外就是重复。前面几篇小说，我最欣赏你的地方是你比较野，但是到后面我很担心，你千万注意不要再跟着曹寇的风格走。 　　郑在欢：我先补充两句。 　　首先，我这个人很狂，我不会跟着任何人走，更没有模仿过曹寇的写作。我从开始写作就没有模仿过任何人，是非常自我的。到后来我阅读得多了一些，才找到我喜欢的真正好的文学。目前为止我喜欢的是胡安·鲁尔福和海明威，是一些干脆的东西。在我眼里，审美是第一位的。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有好有坏，我很多次强调它不是小说，但很多人依旧把它当作我的代表作品。今年我本来要出第二本书，那是一本真正的小说。我把对小说和美的所有理解填在那本书里，只把这本书当随笔来写。 　　杨庆祥：我读的时候也觉得这本书是随笔式的，散文式的书写，但是我们现在只能讨论这本书。 　　赵依：我插一句。反讽语气在文本中的结构性作用其实是为了转承启合。正常出现在反讽位置上的应该是一个细节的填充，而这个细节可能恰恰是刺痛作者的部分，所以他用反讽来消解。 　　杨庆祥：这是我对三位作品阅读的感受。我个人的感觉是：切身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写作的基本出发点，但我觉得我们在自己身上还是不要停留太久。 　　这和庞羽的装置不矛盾，你的装置其实也是你自己，但我觉得在自己上不要停留太久，在个人性方面要停留更久一些。这不是说书写自己对世界的想象和感受，而是说你如何用更复杂的形式把它们提炼、升华。比如郑在欢，他说那本书是随笔就很符合他的风格，他的形式感还是不够的。我们看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哪怕是看那些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在作品的美学形式上是非常讲究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将来继续往前写，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唐伟：我接着庆祥老师说一句。刚才郑在欢说他的书是随笔，但里面其实有很多元叙事手法，他却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不自觉的。 　　杨庆祥：这说明他天赋很高，如果他能自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就更厉害了。 　　郑在欢：我当时在做一个尝试，就是把虚构的东西写得像非虚构。所以我尽量避免用自己对小说的理解来写它，尽量避免小说化的结构安排、文体和描述。 　　赵依：不，我不同意，肯定是有原型的。 　　郑在欢：原型当然有。包括说“菊花”这种名字，我都不敢替换。因为她就叫菊花，换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谢尚发：我觉得这部小说还是介于小说和随笔之间，既不是完全的小说，也不是完全的随笔。 　　赵依：我觉得它之所以像小说是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书里提供的经验太新了。 　　谢尚发：就是因为他在里面装置了荒诞、反讽，才使得作品更像小说，但作者写作时，是按照随笔的套路去写的。 　　杨庆祥：有次孙郁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提到一句话，“帝力之巨而人力之微。”在座的各位在刚刚写作的时候，又获奖又出书，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可以保持个人性而不用关心整个社会。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只能持续几年，最终所有的写作，都要找到历史和无数的他者，都要找到一个对接点。你的个人当然要非常强大，但你一定要找到跟更大多数的问题关联起来的点，那个点就是你的个人性，也可能就是数代作家所寻找的历史问题。如果找不到，那很抱歉，你可能会写出一些作品，你会被称为一个作家，但是你不会产生那种真正的伟大的有创造力的作品。历史就是这么残酷！ 　　所以我觉得对新一代作家来说，包括我自己，包括在座的批评家还有编辑，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找到那个最终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在找，如果你们中哪一位先找到了，并且用自己非常好的艺术形式跟它匹配了，那你就会成为你们这一代或你们这些年写作中的领跑者。 　　再回来讲一下代际。“五四”那代人为什么一下子就起来了？我们今天从技术和修辞的角度看鲁迅的《一件小事》、《在酒楼上》，可能会觉得很差。但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讨论，永远不可能避开他们那代人。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问题，颠覆了几千年的旧文化。“50后”也是这样，他们现在还站在前面挡住我们，身影巨大。因为他们的问题特别好找——“文化大革命”结束，反思革命，重续“五四”启蒙传统。“80后”就比较惨，一开始就被媒体和市场经济忽悠，被定义成“叛逆的一代”。其实他们没有真正面对历史问题，甚至直到最近十年，他们才开始找。周嘉宁是最典型的。当年她是多么自我，觉得只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写作，就可以成就自己。我们再来看一下她最近的《了不起的夏天》、《基本美》，我觉得她真的成熟了。 　　而对在座的更年轻的各位来说，问题更严峻。我们建构了一个看起来特别稳定的、和谐的世界，让“90后”觉得他们只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想象这个世界就好，让他们觉得只要沿着秩序往上走就可以获得好的生活，但这些都是假象。你们比“50后”，比“五四”那一代人面临的问题更严峻，就是你们要在这个楚门的世界里寻找真相，而且这个真相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的想象力不要被体制化，我们的身体也不要被体制化，主体都是被建构和召唤出来的。刚才若谷讲到，在座各位的作品都被各大刊物发表，获得各种奖项。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说未必就是好事。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过快地体制化，你们的心智，你们的想象力，你们的身体不要被社会想象同化，你们要激活自己的一种想象。 　　其实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的。虽然我在学院的体制内，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想象中的距离，甚至你们要找到自己的敌人。“五四”那一代人是有敌人的，“50后”那一代也是有敌人的，但我一直认为我们“80后”是没有敌人的，大家握手言欢。这种敌人不是具体意义上的敌人，而是对自我的一种要求。 　　你们“90后”还要建构生产你们自己的批评家，这非常重要。“80后”这两年好像有了自己的批评家，但我觉得远远不够。批评家要有自己的强力话语，作家可以完全不听，那是作家的权利；但是批评家要说，这是批评家的权利，那最后就看谁更强大，谁提出的问题更重要。最后可能是批评家把作家干倒了，批评家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言人；或者作家把批评家干趴了，批评家还有各种学者们要从作家作品里寻找思想，这其实是一个竞争关系。我写作《80后，怎么办？》以及其他文章时，也并没有想让“80后”作家去看。我只是要从我的角度来表达对世界系统性的看法，你要跟我对话可以，你不想跟我对话也行，前提是你提出更好的更有力量的作品就没有问题了。 　　我想起一件旧事。大概是十年前，有一个非常红的“80后”作家跟我聊天。他表示自己完全不在意学院和批评，因为他的书占有足够的市场。我就跟他说，“你会老的，你不可能永远成为畅销书作家。”因为真正有精神含量的作品不可能永远都是超级畅销书，它一定是在一个不是很大的范围内传播的。时间过得很快，现在他的书已经卖不了那么好了。他现在就必须重新调整他的格局，重新调整他对文学的认知。我想，如果他在五年前就有这个意识的话，他会比现在走得更远。另外一个作家，安妮宝贝是最典型的。前几天我在编“同代人经典书系”的时候，征询另外一个作家的意见，我问要不要把安妮宝贝放到书系中来。她很惊讶，“怎么能把安妮宝贝和我们放在一起呢？”我说，“你当年不是特别喜欢安妮宝贝吗？当时你是学安妮宝贝的啊！”她说，“不对，安妮宝贝不能放进来。如果安妮宝贝放进来，我觉得我们这套书的格调都变低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的竞争、角力，真的变化太快了。 　　最后我对三位真是别的都不说了，就是期待读到你们的代表作品，而且代表作品不只一本。这个时代不仅要有质量，还要有数量。 　　赵天成：谢谢杨老师的精彩发言。现在三位作家依次作一下回应吧。 　　庞羽：关于死亡这个问题，我简要谈一谈。从出生到现代，我的经历还是非常单纯的。我小时候在古镇里成长，当时有个聪明可爱的小伙伴。后来我和她都离开了故乡，同年考入了南京大学。大一的时候我听说她因为抑郁症跳崖自杀。这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地深，因为一个同龄人你再也无法拯救了。我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再也不能写诗了。这是我体验过的最深刻的死亡。还有就是大学时我比较喜欢奥康纳的《好人难寻》等小说。我觉得死亡是一种宽容，因为活着就要长久地忍耐。关于父系和母系，我也谈谈个人的理解。我认为如果我没有写过，就努力去写，如果我没有冲过，就努力去冲。我觉得25岁，我还有犯错的能力，谢谢。 　　李唐：我对自己的问题也有一些意识，比如关于太过于向内的问题。我起“天鹅绒小镇”的名字其实也是提醒自己，这里面有一点点虚假的幻觉的成分。关于语言，我确实有一点语言的洁癖，就是本能地抗拒有的词或者句子。我想以后再慢慢调整。 　　郑在欢：我觉得我们三个其实都还在成长。首先就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摆脱个人经验，写重大的命题。李唐走的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我的更多是回忆的梳理。还有就是成长是绝对逃不开的，如果是真诚的写作的话，就会思考自己的成长。我们都还太年轻，跨度不够，最深的印象就是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思考一下。写作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审美的展示，社会学的意义可以再谈。 　　赵天成：感谢三位作家，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