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见字如来》:我读与我写
来源:澎湃 | 时间:2019年01月10日
  2019年3月,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著的散文集《见字如来》将由理想国出版。   自认没有散文行世资历的作家张大春,六年前接下《读者文摘》的专栏邀请,起因于他愿意学习前辈梁实秋先生当年在该刊主持的专栏“字词辨正”,借着重新辨识文字,写字词源起故事,同时为这个时代没落的汉字文化尽力。见字,如见故人来。本书收录的四十六篇说文解字,每一篇都有一段“得胜头回”,说的是作家生命里与字相逢的风景、际遇,后文便是关于汉字的形、音、义与词组的说解、甚至延伸变化。   以下为文章选摘:
  我读与我写——一个书法观众的场边回忆   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书法成为一门课程,每周一堂,大约就是将衣衫书本弄得墨沈淋漓,始为尽兴。至于所习,通常不外颜、柳,师长谓为立本,也不知这“本”究竟何所指。   总之,我追随坐在前面一排的同学段鸿铭的选择,他临柳公权的《玄秘塔》,我也临《玄秘塔》。我还记得:段鸿铭几年下来只写《玄秘塔》某页上的八个字:“滔然莫能济其畔岸。”只此八字,能够写到一笔一画与原帖全无二致。但是一旦写别的字,他就全然不能够学样了。我也没有多少长进;除了《玄秘塔》,就是《皇英曲》,整本写完几次,还不知道《皇英曲》是一首诗。就这么一路写上初、高中,前后十年,没有改过模样,始终就在那横平竖直的“本”上,追求着点画相似的趣味。   直到上了大学,进入辅仁国文系,有了近似专业培育的书法课,依旧是每周一堂。上课第一天,陈维德老师看了看我随手搁置在桌上的硬笔字笔记,说:“你写写褚遂良罢。”   那是一九七五年秋,距今四十二载。一个转捩点,我选临的是《雁塔圣教序》,才临不过数字,就发现起笔大异于之前十年的体会。多年以后偶然于台北华正书局得《沈尹默论书诗墨迹》,读到沈公勉励曾克端(履川)学习书法五古一首,有:“欲畅褚宗风,精意入提按。”方才大悟:所谓“立本”,并不是把一副柳公权或褚遂良的骨架搬来纸上,而是学会如何揣摩那看似静谧庄严、不动如山的字是如何鲜活灵动地从笔尖流荡而出的。   更早些年,辅仁大学在台复校,继戴君仁教授之后,恢宏辅大国文系教务的老主任是王静芝先生。静芝师也是书家,师承民初大家沈尹默,规橅唐楷,追踪二王;据王老师课堂上转述,沈公从钟、王入手,于唐楷最得意于褚河南,于北碑最衷情于《张猛龙》。就在我进入下半学期的书法课时,陈维德老师看过我的第一张作业之后,便对我说:“你可以写写《张猛龙》了,看看喜欢不喜欢。”   “喜欢不喜欢”这话也很新鲜─虽然当下并没有太多体会,然而年事渐长,所结识的朋辈之中,越多长年习字的友人,他们的书迹各自不同,心摹手追,如同面目,作为一个书艺的外行人,我却很容易有一个发现的角度:但凡是那些能够令我受到触动、甚至勾起美感的作品,无论什么家数、什么书体,都来自“喜欢写字”的人。令他们着迷的,也是那波折点画在纸上从无到有、一次浮现而终古不易的历程。   四十年间,我从来没有妄想成为专业的写字之人,倒是几乎每天都要读几本法帖,让一千多年以来那些令后世之人不断揣摩、效法、仿习以及力图恢宏开拓的墨迹一次又一次地烂熟于胸。这种没有目的性的内在驱动,只能用“喜欢”一词加以形容或者是掩饰。于是,我能够回顾的,大约就是多年来偶有体会,吟之咏之、讽之诵之的二十首读帖心得,通名之曰《论书五律》(见附录第二篇)。   算是一个痴情的读者,我对书法的喜爱也有相当程度的偏见。“喜欢”二字,在最常用常见的层次上,就是不讲客观、没有理据的。然而,从一九八八年春天开始,这心境有了些许的、渐进的动摇。那一年我三十一岁,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第一次回到祖家,也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姑父欧阳中石先生。   那一年北京的春寒凛冽又漫长,除了有那么几回天气晴爽,出门踏游,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东四前拐棒胡同的家宅中向老人家请益:谈京剧、谈逻辑学、谈文章和书法。   在那狭仄湫隘的书斋、卧房兼客室里,有两句教诲始终令我不明白,日后多年,总和那屋里成天价蒸腾着热气的煤球炉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每当我自己练起字来,就会想起的两句话─说是等我年纪大些,自当体会:“活得越老、练得越勤,小时候犯就的毛病就越会来找你。”   想到小时候的毛病会来找我,就觉得好奇,眼前仿佛出现了坐在煤球炉上不断冒着氤氲之气的热水壶。“氤氲”,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柳公权字帖上也有那么一句:“太和氤氲二仪分”,如此没头没脑的断句当然是不对的,就像“万古皇英曲,铿然发杳冥。依稀传宝瑟,缥缈意湘灵……”明明是柳公权《皇英曲》开篇的原文,但是由于书法课堂上每每大字八个,九宫两行,从此写起,所以我对此诗的记忆亦复是四字一断读,成了:“万古皇英/曲铿然发/杳冥依稀/传宝瑟缥/缈意湘灵……”记忆中的《玄秘塔》也老是记成了:“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   但是我要说的“小时候的毛病会来找我”尚且不只此也,实则也一直不能进一步体会。直到二○○五年初,父亲过世,丧事依遗嘱一切从简,不发讣文、不惊亲友,原本甚至还不许举行任何仪式。这一点令我颇为难,还是禀告了几位至亲的长辈,入殓后随即火化。在这个简单的葬礼之前,还有几天停灵之期,我推算时间,认为若勉力为之,还来得及以大楷抄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好放在棺木中,一同火化。   于是便张罗了几百张半开大的生宣,一字一字抄去。抄到第二天,我就发现小时候数学没学好的毛病早就回来了:依照我原先计算的经书篇幅和每日抄写进度,恐怕再增加三五天都来不及,我能做的只有加班,在不太影响字体美观─起码是工整─的要求下,排除万事,夜以继日。   写到第四天,手肘已经几乎悬不起来了,然而心情上却像是年幼时挨了训斥,不肯服气,宁可顽抗,鼓足一股不知从何处窜起的拗劲,始终不肯将就着放下手肘。但见纸面上的字迹居然逐渐迤逦歪斜不说,原本写的是我大学时代专攻的褚体,再几行走下去,便不由自主地写成了柳体。非但结体似柳,还是粗带着硬笔字习气的柳。我看这一张前后肌理不畅、骨肉不匀,索性扯去重写,不料重新写过的更糟,连一绺也不柳了!   姑父的话这时在耳边响起:“活得越老、练得越勤,小时候犯就的毛病就越会来找你。”可是他没说该怎么对付,只告诉我:如果对付不过去,若非失之于油滑,就会失之于蠢笨。我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后半截上根本来不及想“书法”该如何了,只有一笔一画扭折勉行,想想柳,再想想褚,明知两头靠不了岸,起码“菩萨”二字算是写得“熟到不认识”的境界了。   直到第七天,告别式前几个小时的深夜两点钟,我的手肘在刹那间轻了,毫尖也灵动起来,这是最后一张。当我写完“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忽然明白过来,回头跟空气里的父亲说了句:“是你压的,是罢?”   父亲是第一个在意我是否把字写好的人,其在意的程度甚至到不能容忍我天生是个左撇子。他认为:左手执笔的人不可能把汉字写“对”。这里面还有一个相当极端的假设:汉字从笔画构造起,就不是为左撇子而设计的。我仍然记得还在幼儿园里初学写字的阶段,就常挨他的训斥,总要我用右手执笔,我也总是趁着他不在身边的时候偷偷换成左手执笔。这样的角力持续到我上小学,他再一次发现我暗中换手之后,忽然叹了一口气,说:“我看你往后连副春联也写不上了!”他的话不免有些嘲谑的意思,因为他总说那个年年在菜市口当场挥毫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茂达三江”的老头儿字写得糟糕透了。   据说我祖家大门的一副对子是请雕工给刻的,长年挂着,一到腊月底,卸下来朱漆雕版墨漆字,重髹一过,焕然如新。联语从来就是那么两句:“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父亲来台之后,配舍在眷村之中安身立命,不好立异鸣高、作风弄雅,便改了字号,倩人写来的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有时下联也写作“大地回春”。我最早认识的大约就是这十二个字。   在还没有上学认字之前,父亲总是拿这些个字当材料,一个字配一个故事。多年下来,我只记得“象”的故事,大意是说有个善射的猎户,受一群大象的请托,射杀一头以象为食的巨兽。那猎户一共射了三箭,前两箭分别射中巨兽的两只眼睛,第三箭等巨兽一张嘴,正射入它的喉咙。此害一除,群象大乐,指点这猎户来至一片丛林,群象一卷鼻子拔去一棵树,拔了一整天,林子铲平了,地里露出几万支象牙来。那巨兽有多么大呢?据父亲说:一根骨头得几十个人才抬得动,骨头上有洞,人还可以往来穿行。   说这些故事的时候,多半是走在路上。大年下,父亲牵着我,在纵横如棋盘的巷弄之间散步,经过某家门口便稍一停步,看看人家的春联写了些什么。偶尔故事会被那些春联打断─走不了几步,父亲便分神指点着某联某字说:“这副联,字写得真是不错。”或者:“这副联,境界是好的。”   等我念了小学,不知道几年级上,自家大门口的联语换了,成了“依仁成里,与德为邻”。父亲解释:这是让邻居们看着高兴。就我所知:没有哪家邻居会注意到我家大门边写了些什么。我家与邻人素来相处不恶,应该是往来串访不多、难得龃龉之故,跟门上的春联显然不应有关。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微的变化:日征月迈,岁时奄冉,父亲同我再闲步于里巷之间的时候,竟不大理会人家门上新贴的对联如何了。有时我会问:“这副字写得怎样?”或者:“这副联的意思好吗?”父亲才偶一掠眼,要不就是说:“这几个字不好写!”要不就是说:“好联语难得一见了。”   上高中之后,我开始比较愿意花时间读帖练字,父亲从不就个别字的结体构造论长短,偶有评骘,多半是:“《张猛龙》临过没有?”或者:“米南宫不容易写扎实,飘不好飘到俗不可救。”那是一九七一年,我们全村已经搬入公寓式的楼房,八家一栋,大门共有。彼时我们父子俩几乎再也不一道散步了。有一年热心的邻居抢先在大门两边贴上“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我猜他看着别扭,等过了元宵才忽然跟我说:“赶明年咱们早一天把春联贴上罢。”   这年岁末,父亲递给我一张纸条,上写两行:“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中间横书四字:“车马无喧”。接着他说:“这是曾国藩的句子,你给写了贴上罢。”一直到他从公务岗位上退休,我们那栋楼年年是这副联。   父亲退休那年我腊月里出游,到开年了才回家,根本忘了写春联这回事。这一年大门口的联语是我舅舅给写的,一笔刚健遒劲的隶书:“依仁成里,与德为邻”,横批是:“和气致祥”。   我问起父亲怎么又邻啊里啊起来,他笑着说:“老邻居比儿子牢靠。”我说这一副的意思没什么个性,配不上舅舅的字,父亲说:“曾国藩那一联,做隐士之态的意思大些。还不如这一副,”说着又掏出一张纸片,上头密密麻麻写着:“放千枝爆竹,把穷鬼烘开,几年来被这小奴才,扰累俺一双空手;烧三炷高香,将财神接进,从今后愿你老夫子,保佑我十万缠腰”,横批是:“岂有余膏润岁寒”。   我笑说:“你敢贴吗?”   父亲说:“这才是寒酸本色,你看看满街春联写的,不都是这个意思?还犯得着我来贴吗?”   回首前尘,想起多年来父亲对于写春联、贴春联、读春联的用意变化,才发现他的孤愤嘲诮一年比一年深。我现在每年作一副春联,发现自己家门口老有父亲走过的影子。   一九八七年,两岸音信经由香港方面而开通了许多,父亲和失散近四十年的兄长、妹妹都联系上了。在接到姑父的第一封信、以及随信附寄的一张横额大字之后,他喜滋滋地冲口而出说:“你的字有救了!”横额写的是“懋德长馨”——“懋德”是我山东济南祖家的堂号,而擘窠大字则是姑父的亲笔。   从一九八八年,到二○一四年,我每有赴京之行,总要上姑姑家讨教。就我的体验,姑父教习书法不多语言,总归是“一个、两个、三个字”。一个字是“看”,此字一出,就是一遍一遍地看他写,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有一次写行书“寿(壽)”字,一连写了四十几遍,为的就是让我看明白,当第六笔(掠)角度偏斜有些微改变之际,第七笔(勒)如何相应调整;这两笔,都是长枪大戟,成颉颃之势,四十几遍下来,斗阵各具姿态,无不宛转精严。   两个字则是“临帖”。每当我问起某字之某画如何转笔这一类接近钻牛角尖的问题之时,他就会指着书架(其实所指的书架上或许并没有法帖)说:“临帖。”而他所谓的临帖也与常法大异其趣,往往一本帖,只令临某几页之某几字而已。也就是这么临,也才渐渐体会:那几个字相连写来虽然极为枯燥,却由于密集反复的锤炼,而更有效率地体会了布局的手段。   至于三个字,就是“有来历”。在他看来,书法不只是讲究形体、结构、笔势、行款之美,更不该是为了创造出一种新颖或罕见的美学标准而独运生造。书学所承载的匠艺价值更深刻地牵动着流动于字里行间的意趣,必须唤起和呼应更长远的文化脉络,在老辈儿那里,“有来历”也好、“看得出来历”也好,就是一个学行传承的轨迹。我和姑父说起早年父亲忧心我“往后连副春联也写不上了”的话,他大笑着说:“他是担心你不学,不是担心你不写。”那么,写,显然是学的一个征候了。   回首五十多年过去,我依旧分不清当初父亲说的“往后连副春联也写不上了”是不是玩笑话。不过,我始终认为,我还维持着能够在菜市口卖春联的小小自信,一直读着帖,写着字,也一直惦念着我的来历。
  张大春 视觉中国图   【作者简介】张大春,台湾作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东济南。曾获多项华语文学奖项。近作《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大唐李白》系列、《文章自在》、“春夏秋冬”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