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新作《考工记》:历史、生活与时代的再思考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9年01月11日
  文/刘振
  王安忆的《考工记》延续着《长恨歌》关注都市民间的文学轨迹,再次让小说叙事的起点重返民国。“上海小姐”王琦瑶与“上海小开”陈书玉各自走过了从民国到当代的生命历程,人物的置换所引发的变化彰显了王安忆对历史、对生活与时代关联的新一轮思考。   王琦瑶人生的辉煌定格在了40年代的上海,可以说,她的“余生”全部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意义都是围绕这段岁月进行回瞻,及至生命的终结也与当年的经历构成了因果。民国对于王琦瑶是时尚的,美好的,也是一去不返的。当物是人非,她却仍旧沉湎于由王安忆所精心搭建的情与爱的小屋,享受着不同男性为之倾倒的目光,在每年为旧时积攒的时髦衣物伏天晒霉时,感受着旧时尚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她或许没有发现,不断围聚在周边的青年男性,既印证了她的魅力与风韵犹存,也见证了她的老去与风华不再。在她引领时尚之先的自我认同背后,却也隐藏着时过境迁的伤感与无奈,真正属于她的人生如“三小姐”的桂冠永远滞留在了过去的年代。   《考工记》中,陈书玉要比王琦瑶活得更为真实,对当下的体验更为真切。作为旧上海特有的城市意象,上海小开的身份带来的不是荣光而是尴尬,“西厢四小开”的奚子、大虞、朱朱和陈书玉,将这种尴尬通过以陈书玉为中心铺展开来的四个不同面相进行了具体呈现。他们的历史是一片苍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缺少王琦瑶那样值得记取和缅怀的东西,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身份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因此,回避或遮掩个人的历史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成为新中国干部的奚子改换名姓,断绝与其他三人的来往;大虞从熟悉的城市搬到陌生的乡下,试图以乡下人的新身份避开不确定的潜在威胁;朱朱举家移居香港;陈书玉呓语般地念叨着“最好被忘记,被时代忘记”,希望可以偏安在被时代遗忘的角落。他们逃遁的对象是历史,也是现实,这种有意的逃遁凸显的是所处时代对人的精神向度造成的强大压迫,是人的身心无处逃遁、精神无地安放的处境。他们的命运与小说中一再被提及的陈书玉祖宅的境况惊人一致。这座不断腐朽破败带有象征意味的祖宅,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来历不明、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长年得不到认可。新中国成立初期勉强划为城市平民的陈书玉就像这座祖宅,长期被自己来历不明的身份所累,与历史有着剥离不去的先天隔膜。   历史对王琦瑶和陈书玉来说蕴藉的意义迥然不同。王安忆对于文学具体应如何展现历史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从《考工记》之前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不仅反对社会主流话语对小说的浸染,拒绝叙事过程对历史事件的绝对依赖,还有意弱化时代环境的紧张氛围来凸现人物日常生活的细部,也就是她所理解的“历史”。以《长恨歌》为例。在叙写“文革”时,《长恨歌》绘制了一幅过度和谐因此也过度“失真”的社会图景,通过省略主流“文革叙事”中“抄家”“批斗”或者“游街”等标志性的暴力元素,刻意隐去个体对时代的控诉反思等情绪,从而几近完全地忽略或搁置了时代政治的因素,让人物似乎游离于另一个时代空间之中寻求风花雪月,探讨前卫时尚,专注于“营造精神之塔”(陈思和语)。在《考工记》中,王安忆对文学与历史、时代与生活的思考有所改变,叙事策略也相应地发生了调整,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时代背景的存在感明显加强。尽管不能说她彻底放弃了以往的决绝姿态转而拥抱时代政治,但显然,她开始尝试接受在小说中展现时代政治对人的影响,将人从单纯的日常生活还原到大的时代当中,并且时代政治被具化为日常生活中不涉及生死离别等沉重主题的一般性苦难叙事,像陈书玉等人遭遇到的一系列困境,正是时代变化的直接结果,也因此,陈书玉比王琦瑶多了些在“文革”中被抄家及后期寻找被抄物品的个人经历。即使是王安忆,也无法始终无视和切断生活与时代的联系,虽然小说中尝试的力度是有限的,点到即止的,但时代和生活的对立态势显然不像过去那样尖锐了。   《考工记》对时代的观照不是基于敞开式的社会环境,而是仍旧选择在逼仄的个人生活中徐徐展开,较之全景式的宏大叙事或者《长恨歌》中相对封闭自足的叙述空间,呈现出观照幅度的折中状态,或许可以暂且称其为“个人化的时代叙事”。但《考工记》的创作并不是对王安忆文学立场的背离,相反,陈书玉比王琦瑶在日常生活的贴近度上更近了一步,王安忆也距离她所追求的“脚踏在现实的土地上”的目标更近了一些。《考工记》与《长恨歌》一个重要的分捩点就在于从传奇经验向平淡现实的叙事转变。首先表现在生命历程的平淡化。陈书玉没有王琦瑶传奇性的人生过往,他的一生是平凡的,没有丝毫值得炫耀的资本,用平庸一词来形容可能更为贴切。他有普通人的两面性,既存在正直、善良、热心的一面,会不求回报地帮助朋友渡过难关,小说扉页写道:“他这一生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坏”,换一个理解的角度,他遇到的人又何尝不是在他无私的援助下才得以在逆境中保全纯良的品性和平静的生活,当然他也有卑微、懦弱、自私的另一面,在食物匮乏的年代也会把亲朋好友抛之脑后,在夜间独自享用冉太太从香港寄来的补给物资。其次体现在生命激情的缺失。王琦瑶的生命激情凝聚在对日常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爱,对时尚、对情爱的乐此不疲,而陈书玉总体呈现的是一副貌似温文尔雅实则随遇而安、战战兢兢、未老先衰的状态,对任何事物都缺乏基本的热情,如果将他和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的丁问渔作比,这种生命激情的丧失就显得越发突出。丁问渔是一个生活在南京的准“上海小开”,有着显赫家世,留学欧美并精通多国语言,又颇具上海小开匮乏事业心的特质。他对工作漫不经心,而对美丽女性的爱慕却异常强烈和执著,时常因为当众失态的轻浮言行成为交际圈里的笑柄。《考工记》中也有对陈书玉爱情状况的交代,在与朱朱妻子冉太太的接触中,陈书玉对冉太太产生了有违常理的朦胧爱意。不过,他将这种暧昧的情感封存在内心,秘而不宣,这和丁问渔不顾一切的情感表露,为爱情“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偏执迷狂构成了强烈的反差。陈书玉所欠缺的就是丁问渔的这种熊熊燃烧的生命激情,而恰恰是这种反传奇性质的平庸化人格塑造,使陈书玉成为在特殊历史时期一个真实可感的人。如果说,王琦瑶、丁问渔还存在为传奇性经历所赘而带来的虚飘感,那么,陈书玉则是真正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是王安忆笔下一个鞋底粘附着现实泥土的人。   尽管王安忆做了刻意的掩饰,我们在《考工记》中依然可以发现它脱胎于《长恨歌》的蛛丝马迹。为了防止陈书玉简单重复王琦瑶的窠臼,王安忆选择另起炉灶,从诸多层面有意和王琦瑶的故事严格区别开来,甚至让陈书玉沿着与王琦瑶相悖的道路行进,比如,特意把簇拥在王琦瑶身边的异性清空,这也就有了小说中陈书玉形单影只、孤老一生的结局。实际上,两者越是像表面上看起来大相径庭,内里越是暗藏着浓得化不开的相似性。相近题材的创作对所有作家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何避免重复,写出新意继而实现对前者的超越,是作家必须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当面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先例,超越的难度不言而喻。这就自然衍生出两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怀旧热已然冷却,没有民国历史经验的王安忆,为何在《长恨歌》发表相隔23年之后,对这段历史再次萌生书写的执念和冲动?《考工记》是否最终实现了对《长恨歌》的超越?学者张新颖在2016年对王安忆曾有过如下评价:“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形象来描述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条斜行线,斜率在过程中会有变化,向上却是不变。这条斜行线的起点并不太高,可是它一直往上走,日月年岁推移,它所到达的点不觉间就越来越高;而所有当时的高点,都只是它经过的点,它不迷恋这短暂的高点,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斜率往上走。”或许这段精准的评价已经有效地回答了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