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坚守创新,铸就品牌
来源:吉林日报 | 时间:2019年01月17日
文/宗仁发 开文学风气之先 1978年秋天,思想解放的序幕已经拉开,在全国文艺界正在拨乱反正痛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热潮中,“文革”中停刊12年的文学刊物《长春》(《作家》的前身)得以复刊了。1966年7月,“文革”爆发后,除《解放军文艺》外,全国的文艺刊物纷纷停刊。“文革”后期,“八亿人民八个戏,八亿人民一本书”的文艺贫乏时期,毛主席都无法忍受了。1975年7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他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此后,“文革”初期停刊的一些文学期刊才陆续得以恢复,《人民文学》《诗刊》于1976年复刊,省市区办的文学刊物中《长春》属于较早复刊的。之后,又陆续有一些刊物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诞生。从《长春》的复刊号上,明显感受到作家们压抑许多年后而迸发出的创作激情十分高涨,《长春》复刊号不得不采用10、11月合刊号的特别方式出版,页码竟达到了352页。这一期上诗歌有公木的《棘之歌》、胡昭的《白桦歌》、曲有源的《行吟集》,小说有张天民的短篇《地质锤》、张笑天的中篇《十月》、鄂华的电影小说《东方红》,还有锡金、金钟鸣等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陶怡的遗作《长白山的云》也刊载在这一期杂志上。这一期史无前例地集中了一百多位省内外作者的作品,可谓是一次重新集合、复出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大检阅。 1983年7月《长春》更名为《作家》,杂志的这次更名意味着要打破狭隘地域观念的束缚,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行进中努力扮演一个崭新角色。难怪在把文学也按行政区划画出条条框框的人眼里,一个省里的文学刊物这样改名是有“僭越”之嫌的。省里的老领导董速给更名的《作家》写了篇文章,称“《作家》是开在文学园地的一朵新葩”,她鼓励《作家》:“历史在发展,生活在更新,文学在繁荣。《作家》一定要跟上党、国家、人民前进的步伐。”希望《作家》“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排除障碍,开拓前进”。 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几个文学思潮之后,一个深刻影响当代文学走向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出现了,主倡“寻根文学”思潮的作家们,不仅用作品说话,他们还有自己的宣言,那就是韩少功发表在《作家》1985年4月号上的《文学的根》。《作家》在发表韩少功这篇理论文章时,破例将它安排在这期杂志的头题。 做最活跃的文学平台 1989年5月《小说选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作家》办刊经验研讨会”,与会的作家们认为:“《作家》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勇敢地走出省界、国界”,“克服地方刊物的天热局限,在全国文坛建立地位和影响”。“《作家》是有思想,有主见的。一份文学刊物有自己独立不移的灵魂和品格,这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作家》多年来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在顺境中不‘摩登化’不赶时髦,在各种压力下也从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文学最重要的园地之一。” 为应对商品经济大潮给纯文学期刊带来的冲击,1995年《作家》与《钟山》《大家》《山花》《作家报》“四刊一报”共同举办了长达六年的“联网四重奏”活动,旨在凝聚几家期刊的共同力量,联手推举有实力的青年作家。在四家刊物上同步刊发一位作家的四篇作品,同时《作家报》辟专版刊发评论这些作品的文章。这一举措受到了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参加联网的作家有述平、张旻、朱文、徐坤、刁斗、东西、张梅、邱华栋、鲁羊、李冯、丁天、陈家桥、李洱、李大卫、刘庆、金仁顺、叶弥等。“联网四重奏”是文学期刊编辑者的主动策划,集体出击,为在新的文学环境下推举青年作家作出了有益尝试,也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助力机制。 多年来,《作家》刊发的原创作品已成为影视创作的重要源头,为中国的电影本土化提供了稀缺的资源。《作家》刊发的中篇小说《晚报新闻》改编成电影《有话好好说》,短篇小说《天下无贼》改编成电影《天下无贼》,短篇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改编成电影《绿茶》,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一九四二》…… 让青年作家们从这里出发 即便是在纯文学创作并不景气的时段里,《作家》常常能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坛的一流阵容。这个阵容中有莫言、铁凝、阎连科、格非、苏童、迟子建、刘庆邦、阿来、范小青、池莉等诸多重量级作家。同时,《作家》一直秉承着的办刊理念是扶持文学新人,推举青年作家。 改版前作为只有80个页码的综合性刊物,为发表本省青年作家述平的中篇小说《某》,《作家》曾破例用了一期杂志将近一半的版面。还有更“出格”的举动,一个年份里《作家》上竟发表了四平作者朱日亮的五个短篇。可谓是用心良苦。 一些无名作者的作品受到《作家》充分的重视,《作家》专门开辟了“在路上”“名家推荐”“处女作”等栏目,为新人的起跑提供机会,余华、苏童、格非、李锐、叶弥、小海、马晓丽、孙惠芬等都为《作家》推荐过有潜力的青年作者,如东西、王齐君、班宇等。 为推动本省青年作家的创作,从1985年开始,《作家》多次举办吉林青年作家笔会,并以专号、专辑、配发评论等方式推出他们的作品。任白、刘庆、王怀宇、高君、格致、肖达、夏鲁平、金昌国、王可心、孙学军、阿未、葛筱强、秀枝、孙慧峰、尘轩、翟妍等不少青年小说家和诗人都在《作家》上隆重出场。文学新秀东珠起步不久就在《作家》连续刊发了“大地神曲”和“石头记”两个系列的非虚构作品。《作家》还不吝版面,为生态文学作家胡冬林开设“长白山笔记”专栏,并延续至今。2013年6月,《作家》和中国作协创联部邀请雷达、胡平、韩作荣、阎晶明、蒋子丹、彭程、张守仁等作家、评论家在长白山召开了胡冬林作品研讨会,使胡冬林的作品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 余华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说:“众多著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打通国内外文学交流的路径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这样评价《作家》杂志的:“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作家》2000年改版之后,加大了杂志的信息量,多角度为中国作家提供世界文学讯息,及时译介《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泼斯》《国家地理》等世界知名报刊的最新文章,开设专栏,翻译介绍一些最新欧美、东北亚国家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包括越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不太受关注的国家的作家作品。《作家》还聘请海外华裔作家董鼎山、卢岚等开设“纽约客杂烩”“塞纳河畔”等专栏。2002年1期,《作家》以“美国70年代出生作家展示”的形式,介绍了十位美国最有代表性的7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李敬泽看到这期杂志后在《南方周末》上撰文说:“感谢《作家》,以它的开放性为我们展示了‘70年代’的杂色,让我们有了另外的参照。” 此外,《作家》刊发的作品也经常被国外报刊翻译发表,如述平的小说《我看这样挺好》、韩少功的小说《暗香》、棉棉的小说《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都是通过《作家》被日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德国的文学期刊《时裂》翻译刊发。 2015年《作家》杂志开始与俄罗斯作家协会的《冰与火》杂志合作,开展了中俄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工程。三年来,经过中俄双方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共同的努力,已将18位当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同时将11位当代中国作家的11篇短篇小说译介到俄罗斯,使东北亚文学交流的渠道得以拓展。 拿出有含金量的成绩单 2018年在由《小说选刊》杂志与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评选活动中,《作家》首发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入选在15部长篇之列。《文汇报》2018年12月14日以《这些中国故事,鲜活捕捉着时代的表情》为题,列举了“改革开放40年最具影响力的20部中国当代小说”,其中有《作家》2004年至2011年间首发的格非的三部长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组成的《江南三部曲》。《文汇报》2018年12月30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专辑——盘点近五年引起文坛关注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栏目里,共推选出12部长篇小说,《作家》首发的范小青的长篇小说《灭籍记》列入其中。 每到年终岁尾,各种排行榜、年度选本都纷纷推出,几乎在每个榜单上都会找到《作家》刊发的作品。在2017年《扬子江评论》的排行榜上,《作家》也是有三个短篇同时上榜。在《收获》的年度小说排行榜上、《北京文学》当代文学年度排行榜上、《青年文学》城市文学排行榜上都有《作家》的作品。2018年在《扬子江评论》的排行榜上吉林作家胡冬林的长篇生态文学作品连载《山林笔记》也十分耀眼地登上了榜单。 在两年一届的《小说月报》百花奖中,《作家》刊发的谈歌的《天香酱菜》、裘山山的《致爱丽丝》等连续获得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每年《作家》刊发作品在《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诗选刊》等选刊上被转载的作品都达到数十篇,2018年仅《新华文摘》转载《作家》上的作品达到了七件。 在各大奖项的评奖中,《作家》赢得的殊荣非同一般。在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定中,《作家》杂志和《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同志摘得了优秀期刊奖和优秀出版人物奖两项大奖。省委主管领导在全省宣传部长会上的讲话中对此予以充分肯定:“《作家》杂志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是获奖的20家期刊中唯一的纯文学期刊,主编宗仁发获优秀人物奖,实现了单位和个人同时获奖的历史性‘双突破’,在全国文艺期刊领域尚属首例。” 在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中,《作家》发表的短篇《哺乳期的女人》《厨房》《白水青菜》分别获得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作家》历经七八年之久连续发表的格非的三部长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组成的《江南三部曲》以最高票赢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此外,《作家》刊发的逄增玉的理论文章《割裂的缪斯》获得过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在中国期刊协会和人民网“中国最美期刊”评选中,《作家》还连续被评为“中国最美期刊”。 这些仅仅是《作家》成绩单的一部分,难怪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柳建伟认为《作家》是中国纯文学的一面旗帜,“在捍卫文学的纯粹性上,南有《收获》,北有《作家》”,“《作家》坚持下来已成为吉林省的文学名片,对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来说,能生活在这个有《作家》的省份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