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汪曾祺在民间社会发现古老的民族精神
来源:新京报网 | 时间:2019年01月17日
文/徐学勤 最近,《汪曾祺全集》出版了,我们采访了全集主编季红真。在她看来,汪曾祺的写作做了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疏浚工作,回到古老的源头,使小说从庙堂回到民间,让小说的民间性、世俗性和边缘性得到了充分的美的表达。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再版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和散文风味别致、雅俗共赏,俘获了几代读者。1月10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首发式。会上,这套精心编纂八年的文集,被著名学者孙郁评价为继《鲁迅全集》之后最有分量的全集,而汪曾祺也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当代作家。 孙郁评价道: “汪曾祺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东西召唤出来,成为当下社会最急需的精神营养,充满了智性。在审美方面,几千年汉字书写的魅力和经验,在他的笔下调试出了最具现代性的表达,打通古今。读他的文字,会想到从六朝以来中国人的文章气脉,他把这种气脉衔接下来,在世俗社会里发现美,又超越世俗。” 《汪曾祺全集(全十二卷)》,汪曾祺著,季红真/刘伟等编,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 其实早在1998年,也即汪曾祺去世后的一年,就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8卷本《汪曾祺全集》,但由于匆促上马,这套全集的体例和分类不精,错漏不少,有大量佚文未被收入。而这套新版全集,由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文学评论家季红真领衔主编,收入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12卷,其中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共400多万字。 小说、散文、剧作、诗歌等各门类都有新发现的佚文收入,其中不少篇章从未见于汪曾祺作品集,更有首次发表的手稿,以及新征集到的大批书信。此外,全集不仅收入了汪曾祺创作的作品,也收入了他加工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以及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 在编订之初,全集编委会就确立了“回到原典”的宗旨,全集中的文学作品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以手稿和油印本为底本,以作者生前自己或他人编订出版的、比较优良的作品集或手稿作为参校本,进行校勘,改正文字的错、漏、衍、倒置及标点错误,力争打造一套可供珍藏的善本。 阅读和研究汪曾祺作品四十年,季红真自称被汪曾祺的作品诱惑到痴迷。她以评论家的眼光揭橥汪曾祺作品的源头,认为汪曾祺接续了魏晋时期志人的文学传统,又与现当代文学中的诸种传统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难以被模仿的风格,从而造就了其经典地位。 季红真,1955年2月出生,著有文学评论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众神的肖像》《世纪性别》《萧红传》等。《汪曾祺全集》主编。 与汪曾祺作品结缘四十载 新京报:你阅读和研究汪曾祺的作品长达四十年,达到痴迷的程度,能否谈一下与汪曾祺作品结缘的过程?为何会被其吸引? 季红真:第一次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在大学期间,大约1980年读到《受戒》,当时大吃一惊,人都傻掉了,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不知道它是怎么冒出来的。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那时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都是被封杀的,能读到的只有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作品,而汪曾祺的风格与他们截然不同,我很快就被其吸引。 1982年,我到北京大学读当代文学硕士,我的导师谢冕先生为了给学生们创造机会,推荐我们参加北京作协主办的北京作家研讨会。主办部门事先寄来了所有作家的作品篇目,让每个人专题研究其中一位,我立即把汪先生的篇目抢了过来。一开始,谢先生希望我做一个写报告文学的女作家的研究,但他很民主,看我选择了汪先生,也不再勉强。 研讨会是在西长安街六号北京作协的会议室内举行的,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了汪先生,和他进行了唯一一次长谈,不超过半个钟头。当时问到他作品的题材,知道小说里的药店是他家开的,谈到对他作品的理解,深得他的激赏。以后又见过两三次,都是在公务场合,匆忙之中没有交流。在那次会议正式发言讨论的时候,有人引我文章中一个中性的小观点,对汪先生进行了不甚友好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争论,汪先生很激动地说,“我写的只是我的一些朋友。”也有其他的批评家奋起反击。我有些尴尬,好像成了肇事者,被绑在了别人的战车上,以为汪先生会因此生气。回到学校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第一本书《邂逅集》的孤本,自是心情平复,这使我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了纵深感。 回家和父亲说起,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爱好者,听到汪先生的名字立即说,这是个老作家,上世纪40年代经常在《文艺复兴》上发小说。所以,我家两代人都是汪曾祺的读者,这是我和汪先生的前缘。回到学校,我就去查找《文艺复兴》,北大图书馆有这份刊物,但是不全,我在仅有的几期中查到了《小学校的钟声》,对汪先生作品的文献整理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发言稿修改之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同时发表的还有他的发言,他称赞了我的工作,消息传到学校也受到其他老师的表扬,以为我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汪先生,践行了乐黛云先生的理论主张,吓了我一大跳。因为是从外校考进来的,对于北大的诸多老师及其学术思想都不甚了了,我只是从作品出发谈自己的发现。此后,又写了几篇关于汪曾祺先生的研究论文,都比较幼稚,但都是从同一角度出发,运用古典文论解读。 上世纪40年代,汪曾祺在上海。 新京报:此后是否与汪曾祺先生有过进一步接触?为何会参与主持《汪曾祺全集》的编纂工作? 季红真:毕业后,我长期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汪先生的朋友,听到不少关于他的趣闻轶事,他的声誉也日益高涨,红遍两岸三地,乃至国外,大有说华语处即有汪曾祺读者的态势。我则陷入工作与家事的琐碎,加上海内外研究者蜂起,自然被边缘化,只能远远地关注他的文学活动。汪曾祺先生去世一年后的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的《汪曾祺全集》,汪老的家人送了我一套。不久后,还寄来了印刷精美的非卖品《汪曾祺书画集》,是家人搜集家中他遗存的书画作品,用全集的稿费印制送朋友的,我有此殊荣自是得意。 由于资料的丰富,新世纪我又写了几篇论文,受到同窗旧友的赞赏鼓励,萌生了写一本研究专著的愿望。2005年,我调到沈阳师范大学,专门给研究生开一门课,两年一轮,为的是让我所有的学生都能修到这门课,题目就叫“汪曾祺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授人以渔,以他为个案,探讨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工作性质与条件的改善,使我得以比较专注地细读他的文章,并着手写汪曾祺的传记。这期间,我不断追踪和发现各种相关资料,包括汪先生的佚文、他人的回忆资料、传记资料等等,同时感到8卷本全集的简陋,知道出版社没有加印的计划,版权已经过期,便动议编一套严谨的全集,得到前辈师友的鼓励与学术规范的指点,但一直没有着落。 直到2009年“五四”纪念会上,在北大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郭娟,向她提起,她也热心,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她回去就向社领导汇报,出版社很快立项,在出版集团顺利申请到专项出版基金,开始征集佚文、协商版权、请各路专家研讨编辑方针,启动这套书的编纂工作。消息传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又有不少学人主动加入,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时、地利、人和,才会有这部全集的最终出版。 八年时间重新打造汪曾祺原典 新京报:汪曾祺写过小说、散文、京剧、游记、文学评论、新旧体诗多种文体的作品,你最钟爱哪一类?在你看来,汪曾祺作品有哪些突出特点? 季红真:我喜欢的是他的文字,一看他的文字就觉得过瘾,他是语言的大师,而且适应了现代文化转型,成功地自然过渡古汉语与现代书面语,民间口语和方言行话等源头深广,诗文传统与白话传统浑然一体,又根据题材而富于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我们专业读者是有职业病的,对有解读难度的作品,才会特别感兴趣。如果一篇作品一目了然,没有什么可阐释的空间,就不想研究它。 汪曾祺的作品看似平淡,但研究起来很有意思,比如说《受戒》实际上是一篇游记性质的小说,不期而遇的邂逅中要从释名开始,其中就包括了文化史的丰富内容。《大淖记事》是笔记体小说,但它是一个隐含着民族志的微型方志,所以要从命名开始,和鲁迅《阿Q正传》的叙事起始一样,但他命名的过程比鲁迅漫长,经历了半生的寻找。鲁迅找不到固定语义的汉字,只好用拉丁字母的语音标识,汪曾祺找到了相宜的汉字,而且是在反复比较之后的情感选择。这其中呈现的是“五四”一代与上世纪40年代知识者知识谱系的差异,是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之后两代人的对话,而且是在继承中矫正式的对话。 新京报:编纂这套全集花费了8年时间,编委会总的方针是什么?遇到的最大困难又是什么? 季红真:总的方针是要还原历史、返归原典,对历史负责,对作家负责,也对后人负责。对于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来说,最大的苦恼是看不到原典,能接触到的都是经过编辑删减甚至篡改的文字,比如,我撰写《萧红全传》时,就发现《生死场》里的性描写被全部删掉了,这是由于政治文化的禁忌。 上世纪90年代,汪曾祺在高邮。 还有一个巨大的文化史事件是汉语的规范化运动,我们是规范化的产儿,和以往的学者最大的差距就是语言文字的难度,繁体字变简体字,有很多字因此产生歧义,也给语义的辨识带来困难,《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定导致一些句式被修改;还有的时候会出现方言与风俗的差异导致编辑改错的情况,加上印刷质量的问题、手民误植都可能存在错误。所以,编委会集体的意向是这套书要还原历史、返归原典,严格执行国际通例的规程,统一底本,以初发的报刊为底本,钩沉辑佚时要严格考辩真伪,因此,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搜集资料,认真整理文献。 因为汪先生会用笔名发表文章,还有人模仿汪先生的笔法写作,所以需要对一些文章的真伪进行考辨。有时候,为了考证一篇文章的真实性,要经多方论证。比如,有一篇小说疑似汪先生的作品,写的是疗养院的事,但汪朝(汪曾祺女儿)说,“我爸写的场景、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一辈子都没有住过疗养院,所以这篇文章肯定不是他的。”我一看也觉得不是,因为汪先生的语言是像水一样流淌出来的,那篇文章的模仿痕迹太重,好像水过之后留下的印痕。 新京报:用笔名写的文章如何考证? 季红真:汪先生要给读者“猜谜”,有时会故意起个特别生僻的、从来没用过的笔名。比如,用生僻的字眼命名寻常的物种,那么,就得对照他写作的年代,考察他的传记资料,再去判断这篇作品是不是他的,尤其是诗歌,有很多都是用笔名发表的。 比如,他有一首诗用了一个很怪的笔名,虽然和他的名字的音素还有交叉,但已属音变。是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诗歌《蒲桃》,“蒲桃”是“葡萄”的别称,当时没有严格统一名称,他故意用生僻的概念“蒲桃”,是为了掩人耳目。对照他的生平资料,才确认这首诗是他写给昔日江阴情人的,诗里有很多特别私人化的、只可能是情侣之间知道的场景,里面的遣词造句与汪曾祺的笔法都很像,回环复沓的情感节奏,也符合青年人惆怅的情怀。 汪曾祺在江阴读书的时候,经常和她光顾水果店,他后来有一篇文章写江阴的水果店,实际上就是对那段恋情的回忆,但后来分手了。我估计他是听到她订婚或出嫁的消息,于是写了这首诗,既是告别,也是祝福。《大公报》是发行非常广泛的一张报纸,这个女孩子肯定也有看报的习惯,他估计她能够看到,所以写了这首诗。 汪曾祺绘画作品。 一个集结多种文学传统的文体家 新京报:孙郁先生评价汪曾祺为1949年之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你是否同意?你如何评价汪曾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季红真:汪曾祺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枢纽式(或轴心式)人物。孙郁对汪曾祺的很多称赞,比如“魏晋遗风”之类,都是承袭鲁迅等人的,“五四”时期的作家都喜欢魏晋文章,鲁迅有著名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汪曾祺确实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但经历过当代历史以后,他对鲁迅是有质疑和校正的。鲁迅的小说继承了诗文传统,而汪曾祺是直接回到中国小说的源头。在小说之前的叙事文体是神话、官方文献与史传等,小说起源于魏晋时期志人和志怪两种源头,当代有两位很了不起的作家,汪曾祺衔接起了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志人传统,而莫言回归到干宝《搜神记》开启的志怪传统。 汪曾祺的写作实际做了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疏浚工作,回到古老的源头,使小说从庙堂回到民间,让小说的民间性、世俗性和边缘性得到充分的美的表达,同时又以儒家诗教为本,兼容佛老,让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自然地过渡,白话传统和诗文传统交汇。这跟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业有关,他的师友里既有古文字学家、音韵学家,也有英语翻译家,更有沈从文这样的新体文专家和昆曲名票等。 他长期在剧团工作,能够在民间语言和官方语言之间发现一条自然衔接的通道,这也是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文学的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如果对语言没有自觉,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汪曾祺对自己的母语有高度的感悟,写过多篇谈汉语特征的文章在国内外讲演,写作是这种感悟的创造性体现,将继承和创新高度融合,所以,我觉得孙郁的评价并不为过。 新京报:除古代志人传统外,在现当代作家中,还有哪些人对汪曾祺的影响比较大? 季红真:在汪曾祺身上,融会贯通了很多个传统,古代传统、现代传统和当代传统都有体现。他曾受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影响,后来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和赵树理、老舍都很熟悉。他过去和农民接触不多,赵树理对他的影响是启发他写农民,特别是北方农民;老舍写底层市民也是京派的传统,所以当代的传统他也有吸收。他也吸收了革命文学的传统,比如他的《大淖记事》和孙犁的《荷花淀纪事》光从题目上就很像,都是笔记体的变异。 他确实是一个有高度自觉的文体家,除了对传统文体的变通,对“五四”以后域外引进的新文体,比如童话和科学小品也都有自觉的习得,因此可以做到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亦今亦古、亦中亦西,各体兼备,又自成一家。文体的自觉是和语言的自觉密切纠结,文体依赖于语体,他的散文几乎应用了各种文章体式,这从书名中就能体现出来,比如《塔上随笔》《旅食集》等。我觉得,汪曾祺是一个游吟的诗人,他的作品是文化史上的绝唱。 新京报:文学评论界经常拿汪曾祺跟他的老师沈从文作比较,你觉得他们两人在写作风格上有哪些异同? 季红真:抒情性、风俗化、重视民间文化、关注民族精神,这些方面都是一样的。沈从文说,要让读者知道我们民族过去的伟大之处,以及现在的堕落之处;而汪曾祺写的很多内容都来自民间,在经历了大破坏和大混乱之后,到民间社会中去发现古老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所谓的“礼失求诸野”。 魏晋的志人传统是受佛教影响,而汪曾祺的美学思想是以儒家为本,兼容佛老。他的作品看起来平淡,其实文化含量非常之大。我说他是空前绝后,真是不为过,因为在大的历史转型之后,他所经历的那种民间生活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在文化史上中断了,因而,他是一个有着得天独厚优势的作家。 上世纪60年代初,汪曾祺和家人在公园合影。 用文学捍卫母语尊严,抵抗文化溃败 新京报:你刚才说“承前启后”,他影响了后来的哪些作家或风格流派?他之后的作家,有谁跟他比较接近? 季红真:知青作家群发动的寻根运动,主要是受他的启发。比如,韩少功探讨“文学的根”,强调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创作,基本的艺术精神和汪曾祺是一致的。寻根文学的主体是知青作家,经历了对中西翻译文学的广泛借鉴之后,美学的焦虑缓解在对民族文化的回望中,寻根宣言与汪先生发表《回到民族传统 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谈前后相差三年,他的启发作用显而易见。 在艺术思维大踏步向传统回归的趋向方面,最接近汪先生的就是莫言,尽管路径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有早年乡土生活的深厚基础和丰富的情感记忆,都是乡土之子。莫言占了志怪这一头,以民间泛神信仰的神话思维为本,以富于浪漫想像的传奇为母本,吸收各种中外文体,也是回归传统之后的创新,也在疏浚着民族精神的河道。语言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他们都以对民族语言的天才运用捍卫了母语的尊严。 新京报:莫言是否有受到过汪曾祺的影响?作为志人和志怪两种传统的继承人,他们是否有殊途同归之处? 季红真:在我的印象中,莫言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过汪曾祺,他最早是在保定的文学刊物《莲池》上发小说,那里是荷花淀派的发源地与大本营,他受孙犁的影响很明显,这跟汪曾祺的文化背景有交集。如果汪曾祺对他有影响,那也是整个现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浑融的影响,比如儿童视角、童话的文体。当然,后来莫言越走越远,逐渐脱离了京派美学的理念,接近更前卫的世界美学潮流,比如身体叙事、生态美学,等等。 莫言晚近开始写笔记体的小说,倒可以说和汪曾祺殊途同归。其实,汪曾祺晚年也写具有神话意味的作品,改写了不少《聊斋志异》等古代的神怪作品,也可以说和莫言殊途同归。或者说,一个时代整体的美学潮流对他们有共同的影响,使他们在文体上有交集。但总的来说,他们属于大文化背景中不同的小传统,差异性大于相似性。 他们一个是文人传统,一个是民间传统;一个长于写江南水乡的市民,一个长于写北方的农民;一个以民族的文化史记忆为基本视角,一个以广义的世界史为背景;一个以儒为本,严谨写实追求和谐,不语乱力怪神,一个以老庄为源头,天马行空、汪洋恣肆,质疑文明;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现在进行时;一雅一俗,交相辉映,错落叠加,整体记录了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民族集体的心灵感受。他们的知识谱系不一样,但抵抗文化溃败的努力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