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岁的“北京社”四十岁的《十月》
名编张守仁见证中国文学的一段黄金岁月
来源:北京青年报 | 时间:2019年02月19日
文/刘红庆
著名作家赵瑜(左一)和三大名编: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 北三环中路上的“北京出版集团”是北京市属最大的出版机构,70年里出版过很多影响巨大的图书,尤其在文艺图书领域贡献卓著。而它旗下的大型文学期刊《十月》,创刊于1978年,更是亲历了改革开放40年。 “北京出版社”变称为“北京出版集团”已经好几年,但出版社的老人还是愿意把整个集团叫做“北京出版社”,因为这是他们的根。 85岁的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张守仁就住在出版社办公大楼旁边的家属楼里。好的楼层,加上好的方位,是出版社对他贡献的肯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守仁说:“因为有贡献,就让我挑嘛,我是第一号,北京市劳动模范,有文件。” 张守仁参与了《十月》的创刊,担任过《十月》的副主编和编审。他与《林海雪原》《三家巷》《芙蓉镇》《将军吟》的编辑龙世辉,《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第二个太阳》《蒲柳人家》《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新星》的编辑章仲锷,《人民文学》的负责人崔道怡并称为北京文坛的“四大名编”。 龙世辉1991年去世,只活了66岁;章仲锷2008年去世,终年74岁。京城文坛“四大名编”如今只剩下崔道怡和张守仁两位。张守仁告诉记者:“崔道怡出生于1934年,比我小一岁。他发现了汪曾祺、李国文、蒋子龙等等,刘心武的《班主任》也是他发现的。我们几位编过的作品,不客气地说,构成了一部‘当代文学简史’。” 北京出版社的前身是创立在西四牌楼下的“大众书店” 1948年岁末,一家私营的北平大众书店在北京西四大红罗厂胡同开张,那时的张守仁才15岁,还生活在上海。大众书店其实是党的地下工作交通站。新中国成立后,大众书店改为“大众出版社”。1956年,在大众出版社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出版社,先搬到东单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旁边,后又搬到《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楼下。 张守仁196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北京晚报》编辑副刊《五色土》,每天和北京出版社的人在一个食堂吃饭。他记得:“当时北京出版社才十来个人,他们在一楼的几间房办公。因为公私合营大众出版社改为国家出版社了,市委出版处派了一个副处长王宪铨到出版社,成为出版社的一号人物,担任第一任社长。”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北京晚报》副刊被批判,张守仁下放到门头沟区劳动改造,除了下雨天不劳动,其余的日子整天挖煤,还养了几十头猪。张守仁回忆:“我年轻时劳动很棒,人人都说我实诚。” 当地一位女赤脚医生给贫下中农看病非常负责任,下雨天不干活的时候,张守仁没事做,也没书可看,就写了一篇文艺通讯来赞扬赤脚医生。稿子寄给门头沟区广播站,编辑一看:“啊?我们山里面埋了个秀才呢!” 就这样,张守仁被调到门头沟区委、区政府写材料。1973年,40岁的张守仁正式调入北京出版社做编辑。那时,北京出版社在东兴隆街51号小院里办公。此外,新文化街也有办公点。 《十月》首期刊发了《爱情的位置》刘心武和编辑部接到5000封来信 熬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倒台了。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张守仁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1977年7月,张守仁和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王世敏及编辑章仲锷到山东组稿。省领导在号称“济南钓鱼台”的南郊宾馆做报告,他们听得枯燥,就溜出会场,来到花园里的树荫下聊天。当时大家强烈地意识到国家会有新的变化,他们能不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打破封冻着的坚冰,办一本大型文学刊物,迎接作家们从外地归来,吹响文艺的号角呢? 三个人兴致勃勃地商量刊物叫什么名字,《东风》《首都文学》等等想了五六个,但全被否决了。王世敏说:“要不咱们就叫《十月》?”张守仁积极响应:“这个名字好!1917年十月革命,1935年十月红军长征胜利,1949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这个名字太响亮了!”章仲锷接过话说:“十月还是丰收的季节呢!” 名字定了,张守仁回忆:“回到北京,就请故宫博物院一位书法家写了这两个字,不过书法家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另有资料显示,为《十月》题写刊名的是电影厂的美工李华锦。 王世敏组织了一个班子,由搞评论的女编辑黎汀牵头筹办刊物。由于当时很多作家还是“右派”,没有稿件,直到一年后,《十月》才出版了第一期。 第一期《十月》刊发了张守仁编辑的刘心武小说《爱情的位置》。张守仁说:“当时内部有不同意见,有的编辑说不行,因为当时爱情和死亡是禁区。没想到,小说发表后,刘心武和编辑部接到5000封来信,影响很大。后来好稿就源源不断地来了,最有名的就是丁玲的《牛棚小品》。王蒙1978年回到北京后,他的几部获奖小说都是在《十月》发表的。” 《十月》一经面世,就得到了全社会的欢迎,全国读者奔走相告。新华社还发了通稿,大意是说:文学有点解冻了,北京办了一个《十月》文学杂志。 《十月》创刊半年后,上海的《收获》复刊。《十月》创刊一年后,《当代》创刊。一年半之后,《花城》创刊。《十月》创刊后两年,全国雨后春笋般有了三十多个大型文学刊物。《十月》果然完成了破冰任务! 《公开的情书》看哭很多人出版社迁址荒凉的马甸桥东 《十月》在中国最好的印刷厂——新华印刷厂印刷,地点位于西直门往南一点。最多的时候,要印一百万册杂志,光北京印就不行了,武汉、成都等地也同时开机印刷。张守仁说:“后来我都有点难为情出差,一出差就被包围,都拿作品叫我看……” 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发表了作家白桦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剧本本身没有引起太大关注。第二年,《十月》发表了靳凡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描写混乱年代追求真理的年轻人观察、思考的心路历程。 当时25岁女大学生丁宁在图书馆读完《公开的情书》,放下杂志就跑到东兴隆街的编辑部。多年后她向记者回忆说:“编辑已经下班了,谁也没见着,我挺失落地离开了。”后来担任过北京出版社社长的吴雨初,年轻时在西藏阿里看完《公开的情书》,激动得哭了。很多年后,他见到《公开的情书》的编辑张守仁,用一个拥抱回忆青春。 1981年,章仲锷因故受到冷落,恰在这时,《当代》需要人手,孟伟哉约见张守仁,张守仁介绍了老朋友章仲锷的处境,章仲锷就调到了《当代》。在《当代》,章仲锷发现了大批优秀作家,推出了大批优秀作品。 2008年,比张守仁小一岁的章仲锷去世了。张守仁说:“我跟他1973年同时进入北京出版社,感情像兄弟一样。他去世后,100多位作家写了追忆文章,仲锷的老伴说:‘守仁写的最好。’为什么?我俩太熟了,经常互相攻击,揭老底。我说他总是脏兮兮的,他损我说话南腔北调,还说我臭棋篓子……” 1981年,王世敏、章仲锷等非常优秀的编辑离开了北京出版社,隋丽君、丁宁等三位编辑经过考试加入了进来。丁宁进入北京出版社开始编辑《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她回忆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新时期思想解放冲在最前面的,北京出版社推了好几份重要的刊物,一个是《十月》,毫无疑问是大刊物,不用说了。还有就是我编过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随着编辑人手增加,出版社原有的两处地方不够用了。张守仁回忆:“当时还是军代表找了24亩地,在马甸东面。因为我们当时还有个名字是‘毛泽东著作办公室’,旗帜太响亮了,所以有了地儿。不过,那时候这里还是庄稼地,种的麦子,还有一些桃子树。因为偏僻,公交车只有一趟,进城很不方便,很多人嫌太远,不愿意来。这时军代表说话了:‘定了就定了。’ 1982年,先盖起座红楼,是我们的宿舍,我就从城里搬来了。” 一群有骨气的编辑追求文学独立性《高山下的花环》发行了1100万册 丁宁和《十月》的几位创始编辑并没有交集,她印象最深的是陆元炽:“陆元炽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受过‘三家村’的影响,对于思想解放是从心里拥护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和《十月》编辑部紧挨着,丁宁对张守仁等编辑很熟悉。她说:“这些人都是经历过运动,然后有追求、有思考的一拨儿人。” 陆元炽用自己的前途,把《十月》和《十月》的编辑全部保住了,丁宁说:“老陆是一个洞察时事特别清楚的人,为人特低调。反正所有老编辑提起老陆没有一个人不赞许的,这个人没有一点奴颜媚骨。” 张守仁说:“我非常欣赏陆元炽,出版社一把手,党委书记。作品受到批评,编辑们不服,其实陆元炽根本就没有接触这个稿子。但事情发生了,上面问:‘你领导的出版社怎么出现这样的错误啊?’他就承担了所有责任。出版社高楼盖了七八幢,每次分房子他都不要,依然是住在苏州胡同的两间平房里,直到去世。” 有陆元炽这样的社领导,有一个强大的编辑队伍和更为广大的读者的拥护,老编辑们也倍儿抱团,他们经过运动以后,有反思,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不受干扰。大家一拿到好稿子就赶紧写报告,找领导谈,千方百计让稿子发出去,非常投入。 1982年春天,张守仁参加军旅文学座谈会,作家李存葆知道他是《十月》杂志的编辑,主动找来。李存葆有几个小说题材,征求张守仁意见。一个关于自卫反击战,一个关于军营里的爱情,还有一个关于红军英雄的一生。李存葆说的很多细节感动了张守仁,比如战士们受伤从前线回来,当地妇女们一篮一篮的鸡蛋送到医院里,不要钱。也有军旅里走后门的事情,父亲知道打仗了把儿子从前线调回来。 张守仁把李存葆叫家里,说:“我们的军事文学是没有出息的,常常是拿地方上一个坏人作为对立面,这绝对没有艺术力量。军事文学要想激动人心,是要真实地描写军队,以及战争的残酷及争议性等等。原子弹为什么有力量?是原子核内部破裂,发出极大的能量,那么艺术作品也是这样。” 李存葆听了张守仁的建议,超水平发挥完成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前后发行了1100万册。张守仁不无骄傲地说:“《十月》办得很红火,红火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全国有一百多家刊物,都争着抢着和我们交换刊物。1981年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一共十五篇,《十月》一家就得了五个,而且第一名也是《十月》的。1983年评奖,《十月》还是得了五个,第一名还是《十月》的。” 见证文学的黄金岁月遗憾扔掉了大量珍贵的作家手稿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100名“改革先锋”中有两位作家——“改革文学”作家代表蒋子龙和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路遥。 蒋子龙的《开拓者》是张守仁编辑后刊发在《十月》上的,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路遥最有影响力的《平凡的世界》则是北京出版社旗下的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迄今为止已经印刷了1700万册。 张守仁说:“1700万册什么概念? 20世纪以来,除了《毛主席语录》,没有超过1700万册的。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印了150万册,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啊!” 张守仁赶上了一段文学的黄金岁月。他感慨:“很幸运我是见证者、参与者,这必须感谢北京出版社给了我一个平台,使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了一些作用。有了《十月》杂志,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当代那么多的名作家,编了那么多好稿子,这是北京出版社给予我的,也是《十月》的同事给予我的。当然,我也是一个积极的工作者,如此而已。” 令张守仁遗憾的是,大量作者、读者的来信都扔了。一者太忙,一者空间太小。他说:“忙得一塌糊涂,几十个编辑合用一个电话,大家挤在一起,一个屋子装了六七个编辑,我就一张桌子,信多得没地方放。蒋子龙的《开拓者》手稿,张贤亮最好的作品《绿化树》手稿,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手稿,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手稿,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手稿,王蒙的手稿,铁凝的手稿,统统扔掉了,非常可惜。” 1993年,《十月》发表了贾平凹的小说,张守仁没有参与编辑,并且对小说也保留自己的看法,但出了问题后,作为《十月》的副主编,张守仁说:“尽管我没有参与,也不是终审,但既然我是领导之一,就应该承担责任。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旦集体出了问题,他不应该躲闪!” 离开《十月》时虽已到退休年龄,但张守仁的事情并没有减少。在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华基金会,在《作家文摘》都有事做。全国文学评奖,张守仁一直是主力评委。离开《十月》二十多年来,他没有一天闲下来过。不过回首人生,《十月》刻在他生命里的胎记依旧清晰。 (图片提供/刘红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