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我们时代的性别观
来源:北京青年报 | 时间:2019年03月08日
文/罗皓菱 今天,是国际“三八”妇女节。 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 今天我们想到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时,会想到民主、平等、自由、科学这些先进理念的引入,也会想到现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 当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女性写作者,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开口用“我”说话时,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女性形象也开始生成。同时,20世纪初中国最杰出的男性知识分子及男性作家无一不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有力推动者。 100年过去了,今天,如何理解我们时代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以一人之力对127位中国当代新锐男女作家以及10位著名作家进行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的问卷调查。在文学史上,如此大规模有关性别观的田野调查实为少见。 北青艺评得到张莉教授的授权刊发本次调查节选内容。 这5个问题分别是: 1、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男作家: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 2、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 (男作家: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 3、喜欢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 4、吴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5、你怎样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Me Too”运动。 二条内容节选了10位作家的回答(他们分别是张悦然、蒋方舟、毛尖、冯唐、路内、阿乙、张忌、李修文、孙频、张天翼) 北青艺评:您怎么想到要去做这么大一个调查? 张莉:因为性别观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女性文学研究、作家的性别意识一直是我长久的研究兴趣。当然,从兴趣到实施调查中间有一个催化剂。Me too运动的时候,我想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性别观是什么呢?是什么让那些人做出那些事,或者,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表态?每个人的性别观都是被建构的,我们的学校教育、阅读背景、生活经验等等,最终塑造了对于性别的理解,对于两性关系的理解。所以,我们时代的性别观应该被关注。 我是做文学研究的,我只能从我的专业领域去做一些工作。在我看来,文学作品如何塑造读者的性别观和两性观,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之所以去做这个调查也是基于怎样让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我们所在的文学现场相对接,思考文本中隐蔽的性别意识与作家本人的性别观之间的关系,我希望这个调查为作家的性别观研究提供新角度。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美国的妇人》 如果妇女不是妻子、母亲,她本身有自己存在的意义吗?在五四时代,无论是鲁迅、胡适、周作人、还是叶圣陶、李大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使用了肯定句式。一百年过去,今天的女性写作是怎样的?女性如何理解自己?男性的性别观是怎样的?与百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我对这些问题很好奇。 所以,我决定对当代文学的最中坚力量进行一次调查,主要是文学现场最为活跃的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作家,包括所有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青年作家,也包括文学排行榜及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得主,还有非常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以及一些海外作家。因此,这127位作家既具有广泛性也具有代表性。 北青艺评:作家们的回应积极吗? 张莉:我设计了五个问题,请他们从中选一道作答,因为这种同题回答很容易看出每位作家的立场和思考方式的不同,也能看到男女之间思考问题的差异。作家们的回复远大于我的预期,他们非常支持,许多作家在回复中说,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很高兴参与。也有一些男性作家回复说,在此之前从未思考过性别意识以及性别观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让他开始真正面对。 从这次调查可以看出,中国新一代作家跟此前作家的性别观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对两性关系及性别意识的理解显示了这个时代应该有的文明、现代。很多人觉得中国作家的性别观很落后,其实不是。在邀请函里,我希望作家们能直接、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我拿到的这127位份回答看,他们都做到了。其实,我与其中大部分作家并不相识,你知道,这个调查的成功有赖于答卷的质量,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坦诚。因此,我很想说,这份关于127位当代新锐作家性别观的调查是我和我的同时代作家共同完成的。 北青艺评:男作家和女作家的回应有什么比较显著的分别吗? 张莉:我想先跟你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很多年前,我翻《少年中国》,看到当年人们畅想“心目中的理想女子”,有位女士说,未来男女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没有阶级的;女子是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男女之间应该相互扶助、女子不应当依赖男子;女子不应该遵守男子不遵守的法律、男女之间交际应该公开……那是1919年,一百年过去,那个理想实现了吗?应该说大部分是实现了的,但其实还有一些不如愿。也是在当年,叶圣陶对那种把妇女当作“物”而非“人”的现象进行过激烈批判。还有鲁迅、胡适、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他们在课堂上和文章里都对两性平等的推进做出了卓有意义的贡献。今天看来,这些前辈推动了我们社会的性别观的建构。 100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都是“五四”的受益者,在新一代作家的回答里,尤其是男作家那里,“性别平等”已经变成他们深入骨髓的东西,完全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当然,女性作家比较复杂,有的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并不等于说她们不承认“男女平等”,她们只是不希望成为强调自己性别身份的作家,在她们看来,强调“女”字也是一种不平等。作家就是作家,为什么要强调女作家呢?其实很多男作家也更强调自己的作家身份而不是男作家身份,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 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有历史文化的原因。这跟九十年代时的女性写作潮流有关,当时许多人拿“身体写作”、“美女写作”作为商业噱头,结果就是严肃的女作家非常抵触这样的说法。因此,面对问卷中那道“愿不愿意被称为女性写作”的问题,很多作家直接的反映就是抵触。我想说,对作家们的回答要仔细分析,不仅要看到她们的回答,还应该想想为什么有这样的回答,是什么使她们这样回答,不能大而化之。 北青艺评:男性作家普遍呈现的这种“政治正确”是一种文明驯养的礼貌,还是发自内心的认识? 张莉:即使是文明驯养的礼貌,也是很好的事情,证明了我们社会的进步。我认为,这种政治正确的表态很重要。当然,从这个调查你可以看到,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之下,他们每个人的回答也有差异,这是这个调查文本的有趣之处,而且,它对我有很大触动。 大部分时候,我选择夜晚集中阅读,夜深人静,我打开邮件里这一天大家发来的回答,有如众声喧哗。我感受到人和人的不同,作家和作家的不同,意识到人的丰富性。偶尔也看到一些作家语焉不详,我会意识到,这个作家受到了压力,可能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说真话,因为我了解她的作品,她的作品跟她表达的不一样,当然,即使如此,我也能理解她为什么这么说。还有一些作家,我看到他的回答,马上意识到他可能还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 北青艺评:您对哪位作家的回答印象深刻? 张莉:作家的回答其实都非常深刻,仔细琢磨,会发现各有各的特点,因为背后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作品样态。但是,你也知道,会有一些特别类似的回答,属于共识。有一道题是问“如何理解‘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基本每位作家都同意,但理由各不相同。邱华栋老师的回答很不一样,他觉得海明威的写作也很伟大,也并非雌雄同体。谈到最喜欢的书,很多人会提到《红楼梦》,提到它的“双性”气质,这是调查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作品。 北青艺评:这个问题很聪明,能在不经意间泄露了一个作家的性别意识。 张莉:对,虽然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女性意识,但是她们喜欢阿特伍德、奥斯丁、门罗的作品,渴望成为这样的作家,这本身就有另外的含义。而且,你看,女作家很少会直接而愤怒地说感受到男权社会的压力,但是男作家里面,有不止一位提到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另外,我要特别提到六位作家,双雪涛、曹寇、房伟、梁鸿、东紫、彭思萌,他们选择回答me too,一个与文学仿佛无关的问题,他们面对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表达也很直接,作为同行,我非常受触动。 北青艺评:这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说明了中国的女性写作遭遇很大的现实障碍? 张莉:对,有个问题问的是女性写作的优长和缺点,以及写作中面对的困难。似乎女作家不太愿意正面说这个问题。张天翼提到女人怀孕、分娩、哺乳、陪伴孩子成长要耗费女性很多精力,她的回答很有切肤感,因为这是事实啊。也有可能一些作家不愿意回答是因为她们觉得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必说。读到这些回答的时候,我觉得女作家们很隐忍。 女作家们大部分不愿意说自己有女性意识,而男作家中非常多的人确定自己有男性意识,至于是否要克服,有的说不一定,有的则说要。从是否坦承自己有性别意识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文化环境对于男女作家的压力是不同的。 北青艺评:对,这也是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这些年在欧美非常受关注的一个意大利的女作家费兰特,她写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几乎是一部女权主义的小说文本,我就在观察男性读者的反应,就像张天翼观察到的,过于“女性”的文学,男性读者几乎是不读的。不管怎么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费兰特的小说也好,欧美电影也好,女性主义的崛起绝对是一个趋势,但是在中国你说的隐忍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这种对性别意识的观念确实影响到了女性写作者的创造力。 张莉:你发现没有,每个城市都是有性别的,有一年在奥斯陆,我看到个广告牌,我不懂挪威语,上面的形象是一分为二的,一面是男人的背影一面是女人的背影,是合在一起的,我特意拍下了这个图片,一直在手机里,因为从这个图片上可以感受到设计者的性别观,以及这个城市的性别观。可是,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女性物化广告到处充斥,它的潜在语意是假定大街上走过的人都是男性,假定这些男性都是喜欢看被物化的女性,因此它所展现的女性形象是那种没有个性、没有年龄、虚弱柔和的美。如果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女性会内在迎合吗?很有可能。男人和女人对女性美的想象也会受影响,这是潜移默化,这是一种文化性别观的渗透。 挪威广告牌,张莉摄 摄影师对西方50年代带有性别歧视性的广告进行了戏谑性地重拍 北青艺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您有影响吗? 张莉: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我们七零后这一代人,受到很多影响,当年有一本书叫《当代西方女性文学批评》,是我们的必读书。我喜欢伍尔芙的《一个人的房间》。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有不同于西方,它的历史发展和所处社会文化语境都非常不同。我的个人成长其实也受益于中国学者,比如《浮出历史地表》(孟悦、戴锦华),《涉渡之舟》(戴锦华),它影响了我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解。中国作家里,张洁的《方舟》、铁凝的《玫瑰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王安忆的《弟兄们》、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也影响了我的性别观以及我对女性写作的理解。为什么今天要讨论作家的性别观呢?因为一位作家的性别观会渗透在他的作品里,会影响很多人的性别观。我常常觉得,作为个体,要不断修正自己的性别观,这对自己有益,对他者和社会也是有益的。 北青艺评:您说调查结果呈现出复杂性,仔细分析也很好玩,一个作家的性别观可能在他的表述和作品中是不一致的,但是又肯定会影响他的创作。 张莉:有的作家的性别观和对性别关系的理解会直接反应在他的作品里。娜拉是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重要形象,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易卜生怎么会写出《玩偶之家》呢?这跟他看到当时身边女性的处境有关。特别是他结识了两位女权运动活动家——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因为与她们的交流,刺激他写出了《玩偶之家》。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资料,他在给一位女权运动活动家的信中说:“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我想,这可以说明一部作品与作家的性别观与性别意识之间的隐性关系。 易卜生《玩偶之家》剧照 当然,很多时候作家的性别观不会直截了当地反映在作品里,很多时候作家这样说但不这样写,另外时候呢,这样写而不愿意那么说。 就拿这次参与问卷调查的作家们来说吧,比如周晓枫,她说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女性写作,性别意识也很淡化,但是,在大学课堂里,同学们谈到她的《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时,都会说自己被这部作品的性别观和身体观刷新了。还比如石一枫,他在问卷里强调自己只写男性眼中的女性生存,但在他的《心灵外史》里,你不仅仅看到一个边缘女性的生存,也感受到他对“大姨妈”这一人物的体恤以及一种深切情感,我想,这就是一个深具两性平等意识的作家的创作。今天的当代文学现场,有深切的性别意识的作品并不少见,比如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李修文的《郎对花姐对花》,盛可以的《息壤》,孙频的《天体之诗》,张悦然的《大乔小乔》等等。 今天,我们人人都可以在公共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性别立场,但是,并不是很多人有能力在作品里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形象不仅在此时,还会在未来对我们的性别观产生某种微妙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对我的很多同代人所做出的文学努力非常尊重。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女性写作的发生(1895-1925)》《姐妹镜像: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持微火者》《众声独语:七零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华文最佳散文奖,图书势力榜十大好书奖等。